由日本挑起，發生在1894－1895年間的甲午戰爭，是近代中日兩國國運的大博弈。戰爭中，中國海陸軍將士總計陣亡約二萬四千六百余人。這些為國捐軀的士兵，本應有一方享祭之所，然而晚清以降，中國命運多舛，生者尚且如螻蟻，況死者乎。曾經為了保衛國家獻出生命的戰士們，他們姓名籍貫如何？最終安息何處？在時間沖刷中卻成了一個又一個的謎團。更因為敗軍不言勇的世俗傳統，這些付出了生命卻無法看到任何勝利希望的將士，很多時候被當做失敗和恥辱的標志，鮮有人談及。

相比起戰場上陣亡的將士，甲午戰爭中還有為數頗多的中國軍人成為日軍的階下囚。這些人的命運，尤其是其中在日本羈押期間去世的人們的命運，則更是成了謎中之謎。

隨著甲午戰事的演進，中國軍隊的大量人員被俘事件主要發生在豐島海戰、平壤會戰以及旅順和遼東海城、牛莊之戰等重要的戰役中。

1894年7月25日，北洋海軍“濟遠”、“廣乙”號軍艦在朝鮮南陽灣豐島海域遭日本海軍偷襲，爆發了甲午海上戰場第一戰——豐島海戰。“濟遠”逃跑、“廣乙”重傷退出戰場后，運送中國陸軍官兵的商船“高升”號被日艦野蠻擊沉，運輸艦“操江”無力抵抗，成了日軍的戰利品。“操江”艦管帶王永發及72名海軍官兵是那場戰爭中最早一批被俘虜的中國軍人。

對待敵方俘虜，當時日軍首先采取的是運回本土看押的方式。為了在日本國民面前炫耀戰功，“操江”艦的中國俘虜一度幾乎成了日軍的宣傳品。運輸戰俘的軍艦抵達佐世保時，“船近碼頭即放汽鐘、搖鈴、吹號筒，使該處居民盡來觀看”，爾后日軍又強迫中國俘虜在街頭游行示眾，“使之游行各街，游畢放收入監，以示凌辱”。

1894年9月15日，中日兩國陸軍在朝鮮北部重鎮平壤爆發激烈的大兵團會戰。因為糧彈不繼，駐守平壤的中國軍隊于當天午夜冒雨棄城北撤，中途遭到日軍伏擊，傷亡慘重。突圍途中大批中國官兵或因迷路，或被包圍，或是受傷，成為日軍的俘虜。根據日本軍史記載，被俘清軍中，47人因為試圖逃跑被日軍斬殺，25人因為傷勢過重死去，3名在羈押期間因病死去，其余608人經由海運送去日本。一名被俘的中國軍官曾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真實再現了戰俘的悲慘境遇：

“……兩手背縛，發用繩聯。十八日申刻，始發給飯團一握，舌為匕箸，膝作杯盤，俯首就餐。忽塵埃上墜，泥沙兼半，口難下咽。渴極頻呼，僅給臭水一滴。如是者二十余日，忽稱送往伊國。足無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黃州，奔波百余里之遙，不容喘息。九月初八日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臥不出寸步，便溺均在一艙，穢氣熏蒸，時欲嘔吐。十六日至日本廣島下船，狂奔十余里，立斃數人，始登火車。十七日到大阪府，住南御堂廠舍。鳥正飛而入籠，蛙欲怒而在井。一日三餐，入口者無非霉爛蘿卜。數月間遍身盡是腌臟衣服。似僧而有發，如道而無冠。月暗風凄，頻灑思家之淚。”

平壤之戰失敗后，甲午戰爭戰火越過鴨綠江燒進中國內地。在接連進行的遼東戰場諸戰役以及威海衛保衛戰中，又有大批中國軍人被俘后押至日本，總計陸續被運送到日本看押的有千余人。

作為最先到達日本的中國戰俘，“操江”艦的七十余名官兵被送到日本九州島最西端的長崎，拘禁在佐世保軍港附設的監獄中，按照軍官和士兵區分關押，每間囚室安置11-12人。

平壤之戰爆發后，數百名中國戰俘到達日本，僅僅依靠佐世保海軍監獄已經無法容納，日本政府于是向一些寺廟和民間機構租賃場地當作“俘虜廠舍”，統一用于關押中國戰俘，佛音繚繞的清修之地成了秘密的戰俘營。除了別名南御堂的大阪難波別院、東京淺草的本愿寺等關押人數較多的寺廟之外，在廣島、松山、名古屋、佐倉、豐橋等地也都有寺廟被用于看押中國戰俘，另外滋賀大津的本愿寺還被專門用作關押患有傳染病的中國戰俘。爾后從東北戰場、山東戰場上被俘的中國官兵，最先也被送至這些場所關押。

甲午戰爭是近代日本經歷的第一場大規模對外戰爭，清軍戰俘也是其第一次面對處理大批外國戰俘事務的問題，其主要辦法參照了歐洲國家的先例。中國戰俘在日本主要是處于羈押地位，沒有被投入苦役活動，不過日方經常性押送戰俘外出進行侮辱性的游行示眾。羈押期間，日方不斷提審中國戰俘，以圖獲取有關中國國內政治以及各支軍隊的情報。另外日方還以被俘的中國官兵作為人種范例，經常性進行各類醫學測量活動。1894年出版的日本戰時刊物《日清戰爭實記》上，就曾以“日清兩國兵體格的比較”為題，刊載過這類測量結果。在對待俘虜的日常生活供應上，日本軍方和民政部門一度互相推諉，都不愿投入過多資金，使得戰俘的飲食、服裝供應極為低劣。

除了這些在日本的清軍戰俘外，1895年初，中國東北戰場上接連發生了海城、牛莊等戰役，也有很多中國官兵被俘。此時日方已經失去了最初得到戰俘時急于炫耀戰功的心情，反而視戰俘為累贅，這些后期的清軍戰俘則被就地關押在遼寧海城，各項生活條件比之在日本的難友更為惡劣。

1895年春，隨著《馬關條約》的簽訂，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告終。大戰終止時，兩國議及戰俘交換問題，經過多次談判，最終在當年的夏季完成交接。

8月18日，關押在日本的清軍戰俘最先被放回。當天早晨6點30分，滿載中國戰俘的日本商船“豐橋丸”抵達天津大沽口外。中國交接委員、大沽炮臺守將羅榮光派遣炮艦“鎮海”號前往迎接，將放回的戰俘976人從“豐橋丸”接駁送回天津。

1895年8月26日，關押在海城的清軍俘虜568人在城外的甘泉堡被移交給中方代表——遼陽州知州徐慶璋，被中國俘虜的11名日軍士兵則被交還給日方。

按照俘虜不祥的傳統觀念，飽經折磨重歸故土的戰俘中，士兵一律就地解散，軍官則革除所有官職后遣散。被放回的“操江”艦管帶王永發曾經上書為病死在日本的部下請求撫恤，結果招致清廷的責罵。在平壤因傷被俘的軍官譚清遠等，不僅被革職，還被追究被俘的罪責。這些曾為國家付出了鮮血的“不祥之人”很快便從檔案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