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剛剛誕生不過一年的電影，漂洋過海，由外國商人帶到了中國，在上海首次放映，被國人評為“開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無穹之秘。如影戲者，數萬里在咫尺，不必求縮地之方，千百狀而紛呈，何殊乎鑄鼎之像，乍隱乍現，人生真夢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觀”。這樣一種新奇的藝術形式，很快引來了國人的興趣與商人的注意。不過十余年的時間，一些大城市中已經有了電影的商業性放映，最初的國產影片也已問世。由于早期電影多為自然風光和人們日常生活狀態的實錄，而且是來自外洋的新鮮玩意兒，使久浸于傳統藝術形式并且還不大容易邁出國門的國人得以直接領略到外部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引發了觀眾強烈的好奇心。當時國人對電影的感受以正面為主，推崇看電影“益處狠大，無論那一等人常看，都可以增長許多的知識。第一是開眼界，可以當作游歷，看看歐美各國的風土人情，即如那名山勝水，出奇的工程，出名的古跡，冷帶熱帶，各種景致，各種情形，至于那開礦的，耕田的，作工的，賣藝的，賽馬的，斗力的，種種事情，真如同身歷其境，親眼得見一樣”。

也正因為當時的影片是以自然記錄為主，來自異質文化的沖擊還不大，因此論者將電影和中國傳統藝術比較后，認為外國電影中“有許多的道理，狠可以勸善戒惡，叫人警醒。余外還有那離奇古怪的片子，也可以開心散悶，人得了閑，時常看看，豈不比聽戲強的多么？中國戲，小孩子們看了，壞處狠多，好處極少，我也不必細說，明白點的人都知道。那些淫蕩不堪的戲，最容易引誘壞了青年的子弟，不用說了。就是那好戲，也不免夾雜著邪說迷信，毫無道理，最能夠錮蔽人心，人能把愛看戲的心，移在看電影上，管保他有益處”。再進一步，該論者甚至認為：“若是說看電影不如聽戲，我敢說他一定是俗鄙不堪的人，他那程度還夠不上呢?！比缃窨雌饋?，這樣的議論的確不無偏頗之處，但卻反映了當時一些人(實為部分知識分子)對電影的好感，不似過去動輒視外洋玩意兒為“奇技淫巧”而予以鄙薄。

有意思的是，清皇室自始即對電影放映表現出較為開明的態度。1904年為慈禧太后七十壽辰祝壽，及1906年端方自外洋考察憲政回國時，都曾在宮中“放電影自娛”，而且兩次均因電機故障，發生炸裂，后一次還使在場的通判何朝樺等人因此喪生，但此后宮中放映電影并未因此種“不吉利”而被禁止。但是，正是對電影的這種認識，反映出中國文化傳統中潛含的對于道德教化的期待，而一旦看電影不再有他們期盼的“益處”時，隨中西價值觀和文化觀的差異而至的沖突就不可避免了。

隨著電影的發展，故事片日漸成為拍片主流，電影不再是生活實錄。故事片里既有社會生活的自然反映，又有通過藝術方式表達的人生觀、價值觀與文化觀，而這些觀念，不必說在社會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國度會引起爭議，就是在一個國家內部，也會由于社會階層和生活環境的差別而引起不同的反響。民國年間電影檢查呼聲的出現，就與故事片上映的日漸增加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影片取代一度流行的法國影片，占領了中國市場。此時正值美國開始流行連集偵探片，如《火車盜》、《鐵手》、《黑衣盜》、《蒙面人》等。這些影片均為當時在中國上映時的譯名，原名如何，今多已不可考。，在這些影片中，“有形形色色的壞人，如強盜、暴徒及黑社會人物，都是外國的，不是中國的，以前亦未見過。壞人干壞事，亦是形形色色，如搶劫綁架，謀財害命，奸淫擄掠，殺人拒捕……宛如壞人展覽會，描寫得像英雄好漢，叫人眉飛色舞。偵探片好像壞事教課書，敘述得出神入化，使人興趣盎然”。20年代早期，上海租界內“盜匪橫行，白晝行劫，動不動開槍拒捕，擄人勒贖”，作案者自稱是照電影學的。

這些案件中尤以被搬上銀幕的閻瑞生案最為轟動。1920年，上海某洋行買辦閻瑞生，為圖財害命，勒斃妓女王蓮英。案破后，“閻瑞生在審訊時，供認謀殺情況，都從美國偵探片看來的。案件的本身，的確就是一部外國偵探片的翻版”有論者謂：“自偵探長片輸入而后，國內之盜劫偷竊之數，遂與此等影劇之流行而同增。且其所用之方術，亦即本影劇上傳來之西方方法”。因此，“偵探長片實有百害而無一利”。其時，天津警察廳已有訓令給各警所云：“近今津埠盜案多乘摩托車行劫，推其原始，皆受電影之教誨。蓋在電影未有此種影片之前，人民尚不知有此種技術，自影片指導，遂以增匪之智，而變幻更日出不窮。蓋演者以為神奇怪誕，可以藉廣招來，而觀者驚為思議所不能及，不免因喜而生惡，斫喪心術，敗壞道德，玩視警章，紊亂秩序，莫此為甚”;要求“該管區署，嚴行檢查，如有該項誨盜誨淫之影片，飭即禁演，倘屢戒不悛，并即逮案，依法罰辦”。論者將上海租界治安的惡化歸于美國偵探片在美國本土，不少人同樣認為，電影是“培養墮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學?！保半娪敖趟粑闯赡耆朔缸铩?，“影片內容不道德的居多”，等等，反映了宗教勢力的道德觀和保守主義的政治理念，他們也因此極力主張實行電影檢查。但我們并未見到對其時上海租界治安情況的詳細調查研究，因此租界治安的惡化是否為事實尚待考查，而即使此種惡化為事實，當亦有更為復雜的原因，遠非歸之于看了幾部作案片便起而效法如此簡單。

人們對治安惡化的關注往往源于傳媒的報道，而在現代傳媒的作用下，個案的意義可能被放大，從而使受眾得出今不如昔之印象。不過從當時人的評論中，我們可以領略到人們對于電影的關注及其處境迥異于他種藝術形式之現實。

美國影片中的華人形象對民國電影檢查制度之創立及其發展有著更為久遠的影響，因為美國影片中的華人形象造成了中國人普遍的反感。“中國陰謀家”是美國銀幕上常常出現的形象，這些人往往身材矮小，怪模怪樣，在處理上，要么是殺人越貨的歹徒，心狠手黑;要么是無知無識的弱智，形容猥瑣;而且常出現長辮、小腳、抽煙、吐痰等中國人的形象。時人論曰，這些片中“需用中國人處，不是充盜匪的下手，就是做人家的仆役。且必囚首垢面，彎腰屈背，形狀穢瑣，丑態可憎，有意侮辱中國人，實足引起國際惡感”;“加之扮演者雖似我國人民，但泰半為他國人任之，故誣我尤深。即真有我國人任之，亦以久居異邦，對祖國社會情形不無隔膜，以之表演之事物，皆根據外人所作小說之理想，凡我國人士曾見此種影片者，無不認為恥辱”。因此，這些影片在國內上映后引起了國人的關注和抗議，斥之為“辱華”影片。近代中國由強而弱的地位變化，使國人對自身形象之海外反映備加關注，如果我們將其稱為民族主義情懷，則此一民族主義情懷貫穿于民國電影檢查制度之始終，并在國民黨電影檢查制度中得到了更多的強調。

1930年在上海發生的抗議上映美國“辱華”影片《不怕死》的事件，促使上海電檢會下令禁映該片，從而開禁映美國“辱華”影片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