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后漢書》記載，早在公元一世紀，日本島上就有不少小國與中國東漢王朝“建立了外交關系”，他們崇拜天朝，迷戀“漢文化”，但整個日本旗幟鮮明地提出學習“漢才”卻在七世紀。

從崇拜到學習，為什么間隔了這么長時間？除了日本逐漸形成統(tǒng)一國家原因外，還與“漢才”的成熟期及其顯現(xiàn)的最核心魅力息息相關。

雖說漢才起于漢，然而，如果論及“漢才的頂峰”，那么我想沒有一個朝代、敢說超越大唐。兩漢中國打下的正統(tǒng)的兩點一線“漢才”，在唐朝全都“熟了”。成熟的華夏文明登上七世紀世界主體文明最高峰。

中國大大小小的王朝上百個，大一統(tǒng)王朝也有九個，為什么漢才在唐朝成熟、華夏文明此時置頂而不是其他朝代？

用大歷史的眼光觀察，可以一語挑明：此乃唐朝“特質(zhì)”——“二元體制”造就的結果。盛唐體制，從政治到文化，均有別于“大一統(tǒng)”中國歷代王朝，它不是“一元體制”，而是打破條條框框的“二元體制”。用日本學者谷川道雄的話來講，這種體制是“胡、漢二元體制”，而中國學者陳寅恪則稱為“胡、漢分治”。

“二元體制”在政治上的表現(xiàn)，就是突破“內(nèi)斂”傳統(tǒng)，實行“開放”政治。主要表現(xiàn)為文官制開明成熟，君臣共治、平民子弟“仕進”之路四通八達，朝野上下遍行開放之風。唐廷錄用官員不僅不問出身、不分貴賤，而且不分華夷，不少胡人、沙陀人、羌人成為政府官員，唐朝的科舉考試，不少“外國人”也有“準考證”?！伴_放式”政治，使大唐進入了“海納百川、眾望所歸”政治大國行列。

“二元體制”在文化上的表現(xiàn)，就是促使“儒教溶了”。

史上公認，盛唐是中國文化的成熟和繁榮期。但是什么帶來了成熟和繁榮？就各有不同的理解。

我以為，盛唐的文化繁榮與傳統(tǒng)漢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依然有關，但這種關系不同歷代，它不是“獨尊”，而是“你中有他，他中有我”的交融結構。

隋唐前的統(tǒng)一時代，漢才以儒家文化為內(nèi)核，而且是獨尊儒家，這樣就扼殺了其他文化的發(fā)展，同時也顯示了“才”的狹隘性，當你的思想與所謂的儒家文化不符時，就會以離經(jīng)叛道的言論來詆毀你，來扼殺你，其他各家的文化發(fā)展陷入了停滯。思想只有碰撞才能產(chǎn)生火花，何況是文化？如果只有一種文化，那么即使這種文化是最適合時代發(fā)展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同樣會流于落后局面，不再適合時代的發(fā)展。

簡而言之，文化二元體制令唐朝對“獨尊儒術”說“不”，“尊而不獨”是盛唐對待儒家的官方態(tài)度。唐朝的科舉把儒家學說作為考試內(nèi)容，但不奉儒家教條，科考同時也包含諸子百家內(nèi)容。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方面，甚至出現(xiàn)了三元化：“佛道儒”三家并舉，儒學充其量占據(jù)唐人大腦“三分之一”。

多元化的意識形態(tài)，促就了唐朝思想的自由開放，而思想的自由開放會讓一個社會充滿活力，所以盛唐創(chuàng)造了有別中國歷朝的“逍遙灑脫”世風。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社會氣象萬千。此時中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文化大國。

當然，世界主體文明大國光靠軟實力是不夠的，不可或缺的是鋒利的牙齒。

“二元體制”在軍事上的表現(xiàn)——兵家合了。

唐朝軍隊，擁有世界無與倫比的一個強項 ——“胡漢合流的軍事力量”。

從軍事人才觀之，唐軍既有李靖、郭子儀這樣的漢人名將，也有哥舒翰等等的胡人將領。唐才促就一支以漢人為主力兼有各民族士兵的混合戰(zhàn)隊，這就是不可一世的唐軍。在對外作戰(zhàn)中，幾乎戰(zhàn)無不勝。

“胡漢合流”將唐軍打造成一只打破傳統(tǒng)作戰(zhàn)模式的“鐵騎軍”。前有“玄甲兵”，后有“神策軍”，百戰(zhàn)百勝，天下無敵。

按理說，漢朝時的漢軍外戰(zhàn)成績也相當可以，但是比起唐軍的戰(zhàn)斗力，還是有些“不可同日而語”。

漢朝戰(zhàn)匈奴，歷經(jīng)百年未告全勝。唐時的突厥其力量不弱于匈奴，而唐軍卻一戰(zhàn)定天下。李靖夜襲陰山，活捉突厥可汗，建千古奇功。當時，唐軍的主要對手都為當時的強大民族，突厥后來橫行西方，建立土耳其帝國，阿拉伯帝國橫挎歐亞大陸，與唐朝并立。吐蕃帝國則雄據(jù)青藏高原，對中原虎視眈眈。但其與唐軍的交鋒卻基本是敗多勝少。唐朝與突厥鏖戰(zhàn)幾十年，打了一連串的勝仗，并收復突厥五大部落之一突騎施，派其抵擋阿拉伯帝國。唐軍戰(zhàn)吐蕃更是占盡上風，每一次對吐蕃的勝利都幾乎是對其軍力的毀滅性打擊。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p>

——這是創(chuàng)造“天可汗”全盛期的唐太宗李世民抒發(fā)的“領袖語錄”。此言寫滿他“領導世界”的自信，而李世民自信的源頭，即可歸納為“并蓄兼收，群花同放，胡漢合流，華夷無礙”的體制自信。兩漢中國種下的正統(tǒng)“漢才”，在唐朝“二元體制”的肥育下，瓜熟蒂落，成為世界“封頂”之才。

“封頂”世界的華夏文明不僅福蔭西域，而且更造福東洋世界。大化改新的日本，即是被華夏文明的核心魅力所征服。驚嘆于盛唐政治、文化、軍事的繁榮與強大，不甘居后的日本人亦步亦趨，拉開一場“畫虎畫骨”的體制改革運動。

海納百川的“二元體制”，造就了大唐盛世，也成就了李世民這個獨一無二的“準世界大帝”。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從李世民到李隆基，他們統(tǒng)領一個“四夷自服”、占據(jù)“世界主體文明”位置的超級大國獨領世界風騷百余年，這是華夏文明及華夏民族領導人絕無僅有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