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袁世凱發家之路。中國近代軍事上有兩大突破，一是曾國藩針對綠營兵的弊端，在軍隊編制、將弁選拔、兵勇招募等方面，仿效戚繼光束伍成法而加以發展，作了兵為將有的大膽嘗試，使晚清軍隊發生了一次大轉折;一是袁世凱在小站以德國軍制為藍本，制訂了一套近代陸軍的組織編制、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糧餉制度等為內容的建軍方案，基本上摒棄了八旗、綠營和湘淮軍的舊制，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強調實施新法訓練的嚴格性，成為中國近代陸軍的草創先河。

小站練兵的成功之秘，重要的一項就是律兵極其嚴格。新建陸軍的治軍章程、律條、法令周備而細致。對于士兵遵章守律突出的，記功、賞銀或提升，對違章犯紀的，嚴懲不貸。懲罰之法有打軍棍、插耳箭示眾、罰扣薪水等，最嚴厲的懲處就是論斬。《簡明軍律二十條》中有“十八斬”，規定了十八項違規現象要處斬：其中包括臨陣不聽號令、臨陣退縮、詐功冒賞、逃亡、裝病、監守松懈、貽誤戰機、首領戰死兵丁不前、失火誤事、拋棄槍械、泄露密令、燒搶奸淫、造謠惑眾、驚呼擾軍、打架斗毆、違抗軍令、夤夜離營浪游、官弁縱兵擾民、吸食鴉片、酗酒賭博等等劣行。

《查拿逃兵法》規定，在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員設卡，專門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賞銀二十兩。逃兵被抓回，“以軍法從嚴懲辦”。新建陸軍常常集合全軍處決逃兵，殺一儆百。設卡之處所，俗稱卡子房，至今小站北邊津歧公路上，仍有一個地名叫做卡子房，那即是新建陸軍查拿逃兵的歷史遺存。

1899年，袁世凱上奏的《特參都司張國棟等片》寫道：“訓練營伍，紀律為先，其庸劣之員，必須隨時懲治，方足以儆效尤而嚴軍政。”奏折講把花翎補用都司張國棟、哨兵千總楊正國革職。就因為他們一個外出購馬沿途向地方索要飯錢;一個紀律廢弛，不知振作。除卻這類參奏革職的情況外，袁世凱從不姑息兵目越軌違紀。一次，他偶爾獨自外出巡查，下邊營房一個小軍官吸食鴉片煙，被他正好遇上，盡管小軍官跪地求饒，他還是親自用腰刀當場把吸毒人的首級砍了下來。每月小站新軍發餉銀，長官一定親自點名，按名發給。一次，發現餉銀有假，鐵幣鍍銀冒充銀圓，士兵大嘩，袁即令執法處斬殺了糧餉局的幾個軍官。

小站盛字營的農民，當年每日都會遇到操練的新軍隊伍——盛字營的小張莊，最先為河南彰德府張家營的移民(張家營曾是袁世凱的祖籍)。秋日稻谷上場時，路邊到處脫粒揚場，新軍訓練的隊伍，從飛揚的稻谷中經過，軍官卻不準影響農民干活兒。

新建陸軍的禁令，陸續頒出有三十八項之多。每項都是針對軍中發生的現象制定的。比如，勇丁擾害鄉閭，“允許地方百姓指認該勇號衣，據實控訴，或扭送來轅，以憑查辦。”等等。據史料記載，袁世凱認為“號令不行，潰散之由也。歷久生懈，廢弛之基也。姑息情面，軍家之忌也。”因此，他曾用懲罰自身的辦法，來警示官兵，自罰薪水十分之一，交執法營務處，作為建立昭忠祠的基金。以儆全軍。就在袁世凱這次自罰之后，對各級軍官、洋員以至于下邊的士兵各樣的處罰接踵而來。

一次，馬隊哨長范樹杞演練走排時，帽子上的翎枝掉在了地上。操練中，正兵劉朝舉忽然下馬拾取，違犯了操規，被罰了二百軍棍，哨長范樹杞被責摘去頂翎。正兵李允德出操路上，乘驢代步，棍責二百。其所在右哨哨官李鳳舉、哨長陳熙春、張永勝分別記過一次。正兵范榮新，在隊伍回營時，背槍出隊，因河堤柳陰下買食甜瓜，被插耳箭示懲。其所在營的領官吳金彪摘去頂戴，其所在哨的哨官張殿如責打二百軍棍。哨長劉三勝帶領本哨奉命在東寨門內一帶巡邏，巡邏的兵丁竟敢帶著刺刀潛赴河南，擅離職守，遭到嚴懲。這里所說的河南，是指小站馬廠減河南岸。據小站老人回憶，河南實際是指妓院坐落的地方。炮隊中哨，拉炮的兵丁任意喧嚷，摘去該哨官徐武魁頂戴。馬匹不肥究治馬隊。哨官穆永勝，在京求人向袁世凱請托提拔晉升領官，結果不僅不提拔，反而將其哨官的頂戴也摘去了。哨長李殿文于操演時，在河邊呼喚對岸的閑人，責打五百軍棍，并摘去頂戴。

新建陸軍正是靠了這種嚴正軍紀，有錯必究，絕不偏袒，才造就了一支足以使袁世凱左右中國歷史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