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足球運動起源于中國，這是舉世公認、毫無爭議的事實。《戰國策》和《史記》留下了人類歷史上開展蹴鞠活動最早、最明確的記載：“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六博、蹋鞠者”。這里的蹋鞠，就是蹴鞠。蹴，即用腳踢；鞠，是皮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腳踢球的意思。

蹴鞠運動起源于中國的春秋、戰國，發展于兩漢、南北朝，繁榮于隋唐、兩宋，之后不斷向日本、高麗、法國、英國等世界各國傳播。那時的中國，是毫無爭議的足球大國，是令世界各國矚目和借鑒的足球強國。然而，這種在中國風靡了一千多年的文化體育運動，不但沒有像英國那樣把蹴鞠發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足球運動，反而隨著封建社會的衰敗逐步出現了衰敗，尤其是在元、明、清時代更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沉寂。

任何一種競技體育項目的形制發展，都是靠人的思想來完成的，蹴鞠也不例外。在封建社會中后期奉行的儒家思想，是導致蹴鞠走向沉寂的思想根源。激烈、冒險、拼搏、競爭和個性張揚，是現代足球精神的重要內涵，而儒家思想則強調“仁”和“禮”，講究謙恭、溫順、善良、次序和中庸。受儒家“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思想的影響，中國古代蹴鞠的形制越來越淡化對抗，更加側重于娛樂化，社會性隨之也大大減小，蹴鞠不再強調激烈競爭，逐漸發展成為一項講究禮儀和修養的、溫文而雅的健身活動。從漢代激烈的直接沖撞式對抗，發展到唐宋時期中間隔著球門的間接對抗，再到以踢出花樣為本事的“白打”，中國古代蹴鞠像一顆彗星那樣，在經歷了起源、發展和繁榮后，逐漸暗落、沉寂下來。

蹴鞠運動的興衰，與統治者的政策、提倡也是分不開的。唐宋皇帝大多都重視蹴鞠運動，并把它當作一種軍事訓練手段，遇到比賽時都親臨觀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沿成風，廣泛開展，這是唐宋時期蹴鞠運動興盛的重要因素。元朝是由生活在馬背上的蒙古族建立的，出于生存習慣和民族隔閡等多方面的原因，他們對漢民族的游戲類型和體育項目不適應，更不提倡。蹴鞠運動不得不從官辦轉移到民間，逐漸成為民間的純娛樂性文化活動。朱元璋稱帝以后，嚴禁軍人蹴鞠，并下旨“蹴鞠者卸腳”，但由于蹴鞠運動本身的魅力所在，蹴鞠在民間依然盛行。清朝入關后，喜歡射獵的滿族統治者，對漢民族的蹴鞠也實行了禁止政策。順治皇帝曾口諭禁止踢球，對蹴鞠要“即行嚴禁”。后來，乾隆皇帝干脆明令禁止蹴鞠活動，民間的蹴鞠運動因此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傳統文化壓制個性，也是中國蹴鞠走向暗弱、沉寂，并且沒有得到突破性發展的重要原因。受封建社會中后期居于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封建的宗法體制、倫理文化、禮儀禁忌等歷史文化傳統，給中國人帶來了負荷沉重的心理積淀，致使個人的生命沖動幾乎在條條框框里窒息而死。人們努力去尋找某種精神平衡，使自己成為溫良恭謹、莊重敦厚的君子，寧愿恪守中庸之道，也不愿赤裸自我，展示個性。在那種等級森嚴、尊卑分明的體制影響下，蹴鞠不可能發展成為規則統一、公平競爭、推崇個性的競技體育運動，也根本不可能形成更高、更快、更強的現代體育精神。唐宋以后，蹴鞠只是以一種“泛體育”的形象存在并延續著，它之所以沒有出現“公平”和“競爭”這一核心思想的體育觀，應該說與傳統體制和文化束縛有著直接關系。

任何一項文體運動，如果不能推陳出新、隨世而變、與時俱進，遲早會自絕前途的。蹴鞠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唐宋時期創造的單球門間接對抗，沒有照顧全民普及的需要，只側重于向專業藝人表演的道路發展，這種失去群眾基礎、片面強調蹴鞠技巧的做法，在當時不良社會風氣的利用下，使蹴鞠偏離了的正確發展方向。明朝將領張士信“蓄聲妓，恣荒淫，不問軍事，擁婦女酣宴、蹴鞠”，以及《金瓶梅》中西門慶在麗春院看妓女蹴鞠的情形就是如此。在這種風氣下，蹴鞠失去了原來的慷慨、大氣、英武的風貌和特征，并開始與放蕩行為聯系在一起。人們從直接參與蹴鞠到間接觀賞蹴鞠，再到欣賞女子的蹴鞠姿態，蹴鞠運動從軍事訓練的勇力型到了技巧型，最后發展到了觀賞型，最后走向了浮躁和輕浮，這些都為蹴鞠的衰弱和沉寂寫下了再生動不過的注腳。

軍事上落后，就要挨打；體育上落后，同樣會挨扁。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逢韓不勝、逢英慘敗，是近幾十年來一直困擾著中國足球的怪圈。我們在沾沾自喜于蹴鞠運動起源中國的同時，是否更應當反思一下曾經讓我們引以自豪的中國“國粹”，曾經在世界上不可一世的足球大國，為何會落伍，為何會如此不堪一擊？！扯掉歷史上曾經耀眼的光環，丟開盲目自大的空架子，依托中國蹴鞠的千年燦爛文化，找出當前中國足球的癥結所在，探索中國足球的發展前景，面對現實，把握今朝，奮起直追，再創輝煌，才能對得起古人超前的偉大創造，才能使中華民族在體壇上揚眉吐氣。因為中華民族復興和文化體育復興，決不是一句空話，更不是一個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