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是當家人，同光二帝是名譽“一把手”，下邊還有咸豐皇帝的親弟弟六王爺、七王爺，李鴻章最多是分管外交外事外資朝政的“五把手”，如果按爵位排序，前面還有幾尊位高權重、地位顯赫的滿蒙親王郡王，李鴻章恐怕連“十把手”都排不上，簽不平等條約時的職位相當于“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行政常識告訴我們，李鴻章有什么權力隨便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即使真的“賣國”，他也不應該是喪權辱國“第一責任人”。走進歷史的深處才明白，“弱國無外交”，愚昧無知，剛愎自用的滿蒙親貴連“賣國”的差使都辦不了，滿朝袞袞諸公，只有李鴻章懂外交，善斡旋，善于“與列強打痞子腔”(曾國藩譏諷語)。老資格重臣剛毅之流只能說大話，辦不了大事，清流領袖翁同龢等輩書生氣太重，不識時務，好人辦不了難事硬事。在積貧積弱的條件下，熟悉內政外交的李鴻章努力運用老辣的政治智慧，玩“洋毛子”于股掌之間，善于少賠款，多辦事，堅持能賠款不割地，能割半島，最好不割讓海島的原則，盡量減少損失。

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是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使，受屈辱，趟混水，涉險灘，挨謾罵，當替罪羊，并替太后一黨背歷史黑鍋的爛差使。從能力上看，讓滿蒙親貴賣國都賣不出好價錢，無德無能無知，只會說正確的廢話，以及百無一用的大話套話假話，里外不是人的差使都委派李鴻章出馬。因此，在外交領域，李鴻章為滿親王朝背完了所有外交黑鍋，堪稱中國歷史上背黑鍋冠軍，背黑鍋受的委屈比竇娥還冤！

李鴻章是洋務運動四大領袖人物中辦實事最多的人，他主辦的洋務中有500多個中國第一，200多個亞洲第一。他是中國近現代電力、電訊、郵政、金融、外貿、鐵路、航運、冶金、造船、教育、翻譯、出版、海軍、兵器等多項事業的開山鼻祖，培養的高級人才車載斗量。“中國威脅論”的首唱者是日本人，而日本人的危機感來自李鴻章后半生的赫赫政績。由于皇權專制體制的“瓶頸效應”，由于洋務事業“官辦、官督商辦”的“國有制”機制制約，由于權貴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對民辦商業產權的侵害，由于科學技術和教育不發達，洋務運動最后失敗了，為此，李鴻章也飽受詬病。

在軍事方面，李鴻章明知不可為而為，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戰和交替，自辦軍工，自籌經費，自練軍隊為朝廷作戰。但是，上層支持不夠，中層執行不力，下層軟弱渙散，扛洋槍的土包子士兵射擊不瞄準，持大刀長矛的士兵一看見洋鬼子就跑，軍隊毫無戰斗力，李鴻章為此落下指揮不力，“勞師靡餉”的惡名。

曾國藩門生如云，他最欣賞的弟子僅有兩個，一個是準確預言“大清不出五十年必亡”，明知不可為則不為，精通帝王學，潛心治學，亂世堅決不做官的趙烈文，二是逆流而上，“一心一意把官做大”(曾國藩語)的李鴻章。李鴻章升官的“訣竅”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擔當，急難險重齊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給慈禧太后、大太監李蓮英和上層滿蒙親貴大肆行賄。不說平常，不算特別采購贈送的“洋玩藝”(進口奢侈品)，李鴻章每年春節給上層權貴上的“例錢”(拜年)多達二百萬兩白銀。無論公私，李鴻章是晚清官場的“買單”冠軍，行賄大戶，否則，無法做事，更無法自保。李鴻章進士出身，飽讀詩書，深知圣人教誨，知道禮義廉恥，身處污泥，不得已而為之，勢利惡名由此而來。

晚清官場骯臟不堪，如同沒人打掃的公共廁所，誰呆的時間越長，誰沾染的臭味越濃，誰被蒼蠅襲擊的次數就越多。大廈將傾，獨木難支。李鴻章是個實事求是，勇于面對現實的人，他知道自己做不了圣人，也不想做圣人。以“裱糊匠”自嘲的李鴻章為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賣命到死，他遭遇的麻煩、非議和惡評最多，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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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晚清一代重臣和權臣，李鴻章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舞臺上，一直處于古今中外、朝野滿漢各種矛盾的漩渦中心。作為實力最強的洋務派淮系集團的首領、清政府重要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之一，為了因應不可抗拒的時代變局，他在中國早期的洋務——近代化活動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爭議和非議也最大。有人曾用八個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鴻章聲名掃地的是甲午戰敗，當時彈章盈廷，國人一片唾罵。“使當日盡用其謀，知成效必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現，則士論又當何如？”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經當過李鴻章僚屬的嚴復，在李氏去世所作的挽聯。它所表達的評論性意思，當主要也是就此而生發出來的感慨。今天，我們重新審視李鴻章的時候，我們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鴻章放在當時那個大背景大環境中去評判。在這里，我們特別愿意征引著名近代史論家袁偉時先生的新論。在其所著《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一書中，袁先生專門用兩章的篇幅集中討論了“李鴻章的是是非非”問題，并從下述三方面為李鴻章重新作了歷史定位——第一，李鴻章為庸眾中的杰士。

晚清統治層從最高統治者至大小官員，總體來看是個平庸的群體。他們是處于衰敗狀態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產兒，又在腐朽不堪的專利制度制約下活動。按照19世紀下半葉人類文化已達到的水平去衡量，這批統治者都是知識低下，目前短淺的平庸之輩。但在激烈的社會震蕩中，他們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較杰出的人物。李鴻章就是其中的一個。

張之洞、梁啟超都認為李氏的見識超出同儕，這個論斷是公允的。但這不等于說，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員高明。準確點說，他是甲午戰爭前為數不多的識見超群的清政府大員之一。

他較早地意識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1865年他便指出：“書生坐談誤國，可為口嘆！且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正是基于這種不甘心自己的國家沉淪的自覺，他以推行“自強新政”即洋務運動為己任，而經過銳意考查，有些認識也頗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認只開放不可逆轉的大臣之一。從鴉片戰爭開始至1900年的60年間，對侵略者與老師一身二任的列強持什么態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爭辯的問題。頑固守舊派要恪守嚴夷夏之辨的傳統信條，對外來事物持排斥態度，既阻礙了本國的發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當的措施去激化與西方列強的矛盾，釀成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大禍。這些大禍的發生，西方侵略者當然有其罪責，那是要另行討論的問題。這里我們著重看中國這一方的問題，守舊派給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機，也是不容諱言的事實。李鴻章則持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力主以開放的態度去處理同外國的關系，以新的觀念和措施去適應“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其次，李鴻章的高明之處還在于把“借法自強”看作救國的關鍵所在。當時，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對學習西方，與正確的救國途徑背道而馳。有的大臣雖然也主張學習西方，但視野狹窄。李鴻章的洋務思想于七十年代趨于成熟。他的主張也有許多弱點，有的且是重大弱點，但在當時已屬卓犖不群。

他把學西方作為救國急務，愛國赤誠溢于言表。他自覺地繼承和發展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為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戎為的是創造一個有利于改革和建設的國際環境，而根本的出發點是變法圖存。他語重心長地說：“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

作為洋務運動無可爭議的領袖，李鴻章意識到自己的活動是商鞅、王安石變法的繼續。他把傳統的“窮則變，變則通”思想作為變革的理論依據，而整軍經武，購買和仿造船、炮、洋槍則成了變法的重要內容。

當時，敵國環伺，整軍經武是任何執掌國家權柄的人不能不考慮的大事。李鴻章的高明處在于他圍繞國防建設提出了三個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養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面發展工商業；三是要求宮廷節省冗費。——歷史已經證明，近代中國發展的遲滯與現代事業的失敗同沒有貫徹這些主張有密切的關系。從整個社會看，李鴻章不一定是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這些主張的卻不多見。第二，晚清近代化事業的主要開創者。稍加考查就會知道，中國有機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采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同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而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滅的貢獻。人們歷數過這些官辦企業或事業的種種弊端，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可是，我們同樣無法否定一個事實：西方的機器和科學技術進入中國就是對愚昧無知的打擊，就播下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種子。招商局輪船所到之處，商品經濟總有大小不等的發展。江南制造局翻譯出版的幾百部西書不是孕育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一代呼風喚雨的人物嗎？沒有洋務運動，魯迅又怎么會跑到南京去上學呢？對19世紀以來為捍衛中國的獨立和擺脫中世紀的落后狀況盡心盡力的人，我們都應如實記下其勞績和失誤。李鴻章也不應例外。第三，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凝聚中心。

鴉片戰爭后在中西文化撞擊下逐漸出現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他們先是集結在曾國藩周圍，接著就向李鴻章靠攏。在甲午戰爭以前，這些對西方了解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有識之士大體上都視李鴻章為中心。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李鴻章所以能顯得識見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許多新鮮的知識。

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謀求上進，首先想到的就是給李鴻章上書。其中固然與李氏是重要權力中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較開明和開放，是各項洋務事業的主要推動者，因而對有新知識的青年頗具吸引力。在甲午戰爭前，不但嚴復、馬建忠及其他留洋歸來的技術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在李鴻章直接領導或勢力所及的范圍內服務，就是對其學西方的作為持激烈批評態度的郭嵩燾、王韜、鄭觀應等人，也是李鴻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員。

在任何社會中，知識要通過一定的渠道才能轉換為政策或各項活動。這項轉換機制是否健全對社會發展影響很大。在甲午戰爭前的20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著轉換樞紐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種因素的制約，這個作用完成得不好。但這個情況卻有力地證明，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同戊戌維新前后的情況不同，他們沒有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李鴻章就是在這個大格局下，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我說李鴻章是庸眾中的杰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脫平庸的意思。這突出地表現在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國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后，認識仍不見有大的提高。他說：“今游于各大國者四閱月，忽經新氣之感動，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他日身歸故國，后半生無涯之大事，將重整其旗鼓，忝顏而將中軍；且較諸前半生之僅效微勞者，冀于中國尤有裨益。”一個年過七旬的老翁經受重大挫折后尤為此雄心壯志，令人感動。可是，他想到的仍然僅是科學技術和軍事，仍不明白離開良好的社會運行機制，這些是無法真正學到手的。就這一點而言，他仍然是東方的庸人。

不過，隨著時代日新月異的變化，一批新的杰士正在崛起，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不再是晚清變法自強的主流。李鴻章已被歷史大潮沖刷到一旁。這個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淪。李鴻章卻眼睜睜看著它坍塌而無能為力。

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應當特別指出，李鴻章畢生致力于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對經濟的研究有獨特的心得和認識。但是他與一般的研究經濟宏觀戰略的經濟學專家不同，因為他不僅僅局限于研究，他還以一個企業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論運用和實踐到企業管理之中。可以說，他是一名企業家，一名經濟學專家，但是加上他領導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運見和卓識，他的才干和能力就遠遠超出和高于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或者學者。

而作為一個杰出的外交家，李鴻章雖然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不少不平等條約，但這不全是他個人的過失，還有當時大清朝走向腐敗和沒落的背景。在當時國際大舞臺那錯綜復雜的狀況里，李鴻章處理了很多震驚中外的大事件。這樣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個外交官都有機會遇見的，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外交人員就能夠處理的。李鴻章在外交上不斷地巨大失敗和微小的勝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作為個人角色的李鴻章，不愧為一個出色的外交家。

最后，我們還想說的一句是，不管李鴻章有過多少失誤，犯過多少錯誤，我們中華民族永遠需要李鴻章這種求真務實的實干家，需要李鴻章這樣為國為民不艱辛和困苦，不畏誹謗和詆毀的精神。李鴻章一直在埋頭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將結束之時。引用李鴻章說的那句話就是“富強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國家才能強大，我們才能擺脫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運，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嚴！梁啟超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李鴻章的歷史，就是大清國四十年的歷史。今天，我們重新審視李鴻章的時候，我們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鴻章放在當時那個大背景大環境中去評判。

李鴻章首先是大清國的一名忠臣。他忠心耿耿、鞠躬盡瘁；他文采飛揚，才華橫溢；他有卓越的軍事才干和政治作為。這些，本不須多論也。他還畢生致力于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對經濟的研究有獨特的心得和認識。但是他與一般的研究經濟宏觀戰略的經濟學專家不同，因為他不僅僅局限于研究，他還以一個企業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論運用和實踐到企業管理之中。可以說，他是一名企業家，一名經濟學專家，但是加上他領導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遠見和卓識，他的才干和能力就遠遠超出和高于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或者學者。

此外，他還是一個杰出的外交家，雖然他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不少不平等條約，但這不僅僅是李鴻章個人的過失，還有當時大清朝走向腐敗和沒落的背景。在當時國際大舞臺那錯綜復雜的狀況里，李鴻章處理了很多震驚中外的大事件。這樣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個外交官都有機會遇見的，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外交人員就能夠處理的。李鴻章在外交上不斷地巨大失敗和微小的勝利之中，李鴻章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所以作為個人角色的李鴻章，不愧為一個出色的外交家。在和外國人的交往之中，李鴻章本人的睿智和深刻，他的大氣和幽默，他的儀表和舉止都散發出濃濃的個人魅力，博得了外國人對他的敬佩和尊重。

為了中國的獨立自強，為了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李鴻章一直在埋頭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將結束之時。最后，我想說的是，不管李鴻章有過多少失誤，犯過多少錯誤，我們中華民族永遠需要李鴻章這種求真務實的實干家，需要李鴻章這樣為國為民不辭艱辛和困苦，不畏誹謗和詆毀的精神。引用李鴻章說的那句話就是“富強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國家才能強大，我們才能擺脫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運，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