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是：蕭規曹隨

這是個有些不合時宜的故事，所以雖載之史冊，卻流傳不廣，說的是西漢開國功臣曹參跟隨劉邦起兵，身經百戰，屢建戰功，劉邦稱帝后，對有功之臣，論功行賞，曹參功居第二，封平陽侯，僅次于蕭何。蕭何死后，因曹參德高望重，繼任丞相。

曹參上任丞相后，順應民心，仍然遵照蕭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國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員對蕭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執行，不得隨意改動;對蕭何時所任用的官員，一個也不加以變動，原有官員依然各司其職。曹參對他們按職權范圍該處理的事情，從不加以干預。因此在朝廷丞相變動的關鍵時刻，沒有引起任何波動，朝中君臣和原來一樣的相安無事，朝政也和原來似地井然有序。

時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過去，可是，曹參既沒有設計出“胡服騎射”的變法藍圖，也沒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外交新思路，這使本來對他寄予厚望的漢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連一般的官員就職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創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資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標一票否決制啦，再比如對有損大漢繁榮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許可證管理，對從事娛樂行業的人員進行職業道德鑒定評級，對在馬路上搶包的行為實行嚴打等等，而曹參身為丞相，只考慮工作的連續性，對于大到京城規劃、皇宮建設，小到居民拆遷、街道改造，不僅沒有推倒重來的魄力和水平，連一點小小的改變也沒有，惠帝有點沉不住氣了。

于是這一天，曹參被找來談話，惠帝說：“你有什么想法，請照直說吧！”曹參想了一下回答說：“請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誰更賢明英武呢？”

讀到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測，以為郁悶已久的惠帝大概會這樣發泄其滿腹牢騷曰：

先帝的功績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時，他晚年犯了嚴重錯誤，第一個就是擅自向愛好和平的匈奴開戰，導致匈奴關閉了與我們進行自由貿易的大門，失去了對匈奴開放和進行技術交流的有利時機，使得我們現在還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騷擾，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條，先帝在治國和經濟建設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遷徙自由，他們放牧牛羊，不僅天天吃肉，還穿真皮大衣，先帝卻組織人民耕田織布，致使我國民眾多以五谷為主食，就連朕也沒有幾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綾羅綢緞，先帝不肯學習匈奴游牧的先進生產經驗，堅持落后的農耕生產方式，進一步拉大了我們與匈奴的差距，耽誤了整整一代人的發展機會，現在匈奴不顧我們曾在3000多年前已經養殖牛羊的事實，把我國排斥在他們搞的“世界游牧組織”之外，使我們不能充分學習先進的游牧生產方式，很難與國際慣例接軌。

第三條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國，他廢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簡單得沒法再簡單的“約法三章”，其實秦朝的滅亡并不是因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還不夠多，還不夠完善，假如當初趙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會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護條例》的話，那么陳勝與吳廣豈敢鬧事？就算他們敢鬧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護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沒有武器，想鬧事也不會成功，秦朝豈會滅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觀念，雖然打了天下，也不過是鉆了民眾法制意識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見，先帝的功過也就是四六開吧。

想到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緒，繼續往下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當時惠帝竟然是這樣說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論呢？”，接下去，曹參又問：“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蕭何相國相比，誰強呢？”漢惠帝笑著說：“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蕭相國。”

曹參接過惠帝的話說：“陛下說得非常正確。既然您的賢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蕭相國，那么先帝與蕭相國在統一天下以后，陸續制定了許多明確而又完備的法令，在執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難道我們還能制定出超過他們的法令規章來嗎？”接著他又誠懇地對惠帝說：“現在陛下和我們這些做大臣的，應該遵照先帝遺愿，謹慎從事，恪守職責。對已經制定并執行過的法令規章，就更不應該亂加改動，而只能是遵照執行。我現在這樣照章辦事不是很好嗎？”漢惠帝聽了曹參的解釋后說：“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說了！”

就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偉大變法運動被消弭于幾句簡單的問答之中，漢朝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國家興旺、人民生活日漸提高。曹參逝世后，百姓們編了一首歌謠稱頌他說：“蕭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齊;曹參接任后，遵守不偏離。施政貴清靜，百姓心歡喜。”史稱“蕭規曹隨”，傳為歷史佳話。

隨后經過與“蕭規曹隨”一脈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漢武大帝當政，憑借雄厚的國力與民心，南撫百粵北擊匈奴，揚我中華之天威，成就了千古偉業，從此邊夷之地在我華夏文明照耀下脫離蒙昧走向繁榮，匈奴人被擊退后向西攻入歐洲，為西方文明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人類文明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二：王安石變法

變法是個非常時髦的話題，王安石變法更是幾乎人人皆知其大概，這里就不多重復，簡單的說幾個可能不大被人們所注意的小問題。

其一，當時王安石的變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么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是哪些人呢？

按理說，王安石要變法，變法就是代表先進生產力，誰反對誰就是保守派，就是思想僵化，他的腦袋就是榆木疙瘩做的，那么，先說反對派領袖司馬光，然而，一提到司馬光，野史公就不由得想起他小時候砸缸救伙伴的故事，難道榆木疙瘩做的腦袋能產生出砸缸救人的機智來？也許是他小時候思想開放，長大了就糊涂了，但他又是怎么寫出那一大摞著作來的呢？就算司馬光是個別現象吧，再看看還有誰反對變法，這并不困難，查一下宋徽宗用瘦金體寫的《元佑黨籍碑》，文彥博、蘇軾、蘇轍、范祖禹、晁補之、黃庭堅、秦觀等共309人赫然在反對變法的奸黨之列，哎，看到文彥博的名字，野史公又不由得想起他樹洞取球的故事，難道以他的聰敏也理解不了變法的偉大歷史意義嗎？何況文彥博不是也曾和司馬光等朝中重臣一樣，把王安石作為賢能之士極力向皇上舉薦嗎？下一個名字是蘇軾，聽說他是個只會高唱“大江東去”的粗人，這倒不難理解他為什么不懂得變法的必要性了，除了這些人以外，最讓野史公不解的是就連王安石自己的親弟弟都堅決站在反對變法的那些人一邊，哎，真是的，變法咋就這么難呢？

上面說的這些都是一些官僚精英之類，那么當時百姓的觀點如何呢？史載當時民怨沸騰，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情，野史公不禁又長嘆一聲，老百姓咋就這么不懂事呢？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來的容易嗎？

其二，擁護王安石變法的是些什么人？

這個問題挺麻煩，據說變法代表了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理應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誰擁護變法誰就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可是當野史公找到大力推動變法者的名單時，卻感到疑惑了，他們的名字多見于《宋史》的奸臣傳和佞臣傳里，如呂惠卿、章敦、蔡京等等。

尤其是那個蔡京，名列導致北宋亡國的高俅、童貫等“六大奸賊”之首位，也是王安石變法的堅決擁護者和得力干將，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在滿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對中，王安石被任為宰相實行變法，次年，蔡京方應試得中進士，然而由于他屬于變法派，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短短數年，即由地方官升遷至朝中大臣。

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繼續宣傳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任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這一時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時代，而蔡京則以王安石的繼承者自命，“有說熙豐不好者，盡罪之。”在蔡京的倡議下，王安石繪像于顯謨閣，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兒子均配享孔子廟，至于其后代則男性賜官職、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黨、打擊舊黨，在政治上將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等309人斥為“元佑奸黨”，對新法稍有微辭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為“元符上書邪等人”。這兩種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謂《元佑黨籍碑》，碑文由徽宗親筆書寫并刻石文德殿門，先在都城開封、后頒令郡縣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見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貶謫南荒，并致使其中多人死于非命，已死者追貶官職，他們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們的子孫和近親通婚，這些事實都說明蔡京對王安石新法的擁護程度是非同一般的。

其三，說了反對和擁護王安石變法的兩類人，那么不能不說說王安石本人。

首先，王安石本人品質極高，生活儉樸，剛直不阿，盡管他提拔的多為不端小人，比如，史載王安石以“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而著稱，“性簡率，不事修飾家養，衣食粗惡，一無所擇”。而同屬變法派的蔡京則以“享用侈靡”而聞名，他“喜食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喜食蟹黃饅頭，“一味為錢一千三百余緡”，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滿室如霧”，“衣冠芬馥”，宅第之中，姬妾成群，其“名園甲第亞于宮禁”。

其次，王安石變法的動機是好的，“其本心欲救民”，絕不是為了讓北宋亡國，盡管最終北宋確是亡在了變法派手中。

再次，世人只知其變法之初的轟轟烈烈，又有多少人關心那善后的團團亂麻？當王安石位居宰輔之時，為了變法，極力排斥當初舉薦他的司馬光、文彥博等重臣，并依靠呂、章、蔡等一班幸進小人，將神宗團團包圍使他再也聽不到其他人的勸諫，當朝中出現一片反對之聲時，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號，拒絕一切不同意見，急功近利，冒冒失失的干起來再說，章、蔡借此加官晉級，以成其私，以變法為鍥機爬上權力之巔，最后終于釀成難以收拾的殘局。

王安石晚年隱居金陵之際也曾自我反思，據說曾為自己昔年之事悔恨不已，假如當年他能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認真聽一下別人的不同意見，也許事情就不會弄得這樣糟。

還有，王安石有一個基本上為大家所公認的不足之處，就是對子女的過分溺愛，處處維護，簡直可說是包庇——由此也可略見宋朝“衙內”為害之廣。

下面再談談新法的內容，王安石變法之精髓就是將國家財政商業化，而蔡京與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確有繼承關系，如“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是蔡京的主要治國思想之一，他“當國，費侈無度”這一治國思想“原自荊公”(即王安石)，由于這樣一個價值導向，造成了“上下交征利”的局面，詳讀王安石五花八門的變法條例，其目的和愿望都出于強國富民，但不知為何到了下面的基層，執行實施起來就時時勞民傷財，說明施行方法以及內容是存在缺陷的，元豐之后，很多宋人筆記都涉及到王安石變法，但非議者多而贊同者少，且王安石有用人不當之過，一群見風使舵之徒趁機投機，而王安石悉數使用，使得他們把持重權，爭名于朝，爭利于市，只計眼前得失，無人慮及長遠，朝廷之禍近矣。

當時還發生過一個有名的《流民圖》事件，據宋人筆記記載，變法至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個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門的小吏鄭俠，在熙寧七年四月畫了一張《流民圖》進呈天子御覽，鄭俠同時還附了一道奏疏，說微臣在城門上，天天看見為變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攜塞道，質妻鬻子，斬桑拆屋，橫死街頭，實在是忍無可忍，因此懇請皇上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而且鄭俠還賭咒發誓，說如果廢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內不下雨，請將臣斬首于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這一事件讓神宗大為震驚，據說他觀圖后一夜不眠，兩宮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聲淚俱下，皇帝終于動心，畢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個月，難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詔暫停青苗、免稅、方田、保甲八項新法，詔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這種說法也未免太有戲劇性，姑妄聽之，但王安石變法的不得人心卻是事實，民間的聲音因為《流民圖》事件而上達天聽也是事實，傳說詞人晏幾道還因曾贈詩與鄭而受到連累，這還是王安石在位時，由他親自領導實施的變法尚且如此，到了昏庸無能的徽宗任用蔡京推行新法就更加不堪了。

盡管蔡京向以正人君子自居，還曾題詩譏刺唐太宗時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學士是窩囊廢，他廣結黨羽，貪贓枉法，大量賣官鬻爵，冗贅官員日益泛濫，至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時官員數量“較之元佑已多十倍”，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蔡京對原有制度肆意大改特改，如拋棄外戚不任軍相、宦官不典機密、宰執應避親嫌等不少舊規，改出了北宋歷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韓忠彥、鄭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與蔡卞(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系第一對兄弟宰執，蔡京與蔡攸系第一對父子宰執，并開創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這些“第一”，都意味著朝政極度腐敗。

正如朱熹所說：“蔡氏以‘紹述’(王安石)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改錢制及茶、鹽等法，以變法之名，行盤剝之實，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無所不用其極，以滿足其窮侈極欲的豪華消費，蔡京為了粉飾太平，也曾實施過一些似乎利民便民的慈善之舉，諸如安濟坊、居養院、漏澤園之類，然而往往口惠而實不至，他們推行新法的重點在于理財，至于其效果，當時人評論：“祖宗法惠民”，“崇觀法惠奸”，所謂“惠奸”，就是當時“天下常賦多為禁中私財”，甚至“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司。”這批錢物除供徽宗揮霍外，又被“六賊”大量侵吞，所謂六賊，即是六名特大貪官。他們“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官貪吏虐，劣紳橫行，蔡京們所推行的“新”法只不過是盤剝民眾的幌子而已。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向逆來順受的北宋民眾，終于忍無可忍，在地方的上奏報告中提到揭干而起的方月昔起義軍“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可見百姓對貪官之痛恨，徽宗在罪己詔里也對此供認不諱：“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薦興，使民不能自存，乃轉而為盜。”

然而，這一切隨著“靖康之變”，俱成過眼云煙，金國8萬鐵騎攻陷了汴梁，上千萬民眾死于戰亂，上千萬民眾流離失所，而北宋也滅亡了。

看完這兩個故事，野史公不由地用當下最流行、最時尚的個性化、外向型、開拓型、創新型思維，打破常規模式產生了一個奇想：

若漢初之時有王安石者出，曹參為政必被譏之為墨守陳規、堅持錯誤路線而徹底否定，曹參其人必被稱之為頭腦僵化、思想不解放的庸才而勒令辭職，擁護曹參意見的官員必被冠以阻礙國家革新的蕭何余黨而統統罷黜，在信奉庸者下、能者上的當朝伯樂慧眼賞識之下，章敦、蔡京等狂悖貪虐之流成了被破格提拔的能人，標新立異、膽大妄為之徒擠擠于朝堂之上，洶洶于民眾之前，以打破常理之魄力，施跳躍式思維之奇謀，每天三個新花樣，樣樣都是把錢搶，敢想好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壞人不敢做的事，醉生夢死稱太平，燈紅酒綠號盛世，開拓出一個民窮國疲而官富的大好局面，創新出一個獎貪揚惡而抑善的優良風氣，果如此，則到漢武大帝之時將何以成就千秋偉業？

按照變法家們的計算，宋時經濟之繁榮，其GDP已占到當時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二，(盡管民不聊生逼上梁山者甚眾)，金人仍然勢如破竹攻入宋之都城汴梁，把那兩個混球皇帝抓走囚死于異鄉，而漢初時的匈奴擁有萬里草原，兵強馬悍，遠非宋時之金國可比，如果曹參被一個口惠而實不至的變法家所取代，那么漢武帝恐怕也只好派個美貌宮女出塞和親了。幸虧這僅僅是如果，幸虧曹參深明大義不畏讒言，堅持了大漢朝開國之初既已確定的英明方針和戰略，為漢武大帝施展雄韜偉略奠定了真實的基礎，實在是國家民族之幸事。

噫！察漢、宋之興亡，觀曹、王之用事，野史公曰：空談誤國，南轅北轍、錯認方向的實干也誤國，昧著良心、不仁不義、寡廉鮮恥的實干更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