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與隋煬帝都是次子，而且兩人都有并不光彩的過去：即都是通過殺死兄長才得以掌權。另一方面，從作為皇帝的資質來看，冷靜地比較兩者，就會發現無論在把握未來的構想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面，還是在學問以及文學素養等方面，隋煬帝都要高出一籌;作為一位統治者來說，唐太宗并沒有任何方面超過隋煬帝。

太宗的歷史亮相：他是中國皇帝，也是天可汗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登基，成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此事距離玄武門之變的發生僅僅只有兩個月。在高度集權，所有權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中國王朝體制之下，不允許有任何中間環節的權力形態存在，只要一天不完成最高權力的交接，就不會出現穩定的政治局面。即便在父子兄弟等親人之間也不例外。或許有人認為，李世民剛剛通過殺掉兄弟才掌握實權，同時其父高祖仍然健在，他其實完全可以擔任一段時間的皇太子再說，何必如此性急。李世民之所以沒有那么去做，主要是因為當時突然出現了來自北方的威脅，即突厥的進攻。局勢的變化要求李世民必須迅速解決這一問題。

在隋文帝時代的后半段，從啟民可汗時開始突厥(東突厥)歸順隋朝，之后與隋基本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然而到了其子始畢可汗時，正好碰上隋末動亂，突厥與隋的關系遂出現了逆轉。前章提到的大業十一年(615)隋煬帝在雁門(今屬山西省)被突厥包圍，九死一生才得以逃脫的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在隋末華北各地嶄露頭角的群雄之中，諸如竇建德及其部下劉黑闥以及高開道和劉武周、薛舉和李規等人，幾乎所有的叛亂首領都與突厥或通好或臣服，總之以某種形式與突厥保持著聯系。突厥君臨于隋末群雄之上，從遙遠的北方對他們進行遠距離操控、牽制，使之互相爭斗。這種狀況就宛如歷代中國王朝對北方民族所采取的分割離間政策的翻版。

實際上，唐也和其他的群雄同樣，處于突厥的支配影響圈之內。一般認為，唐朝的太原起兵就是在突厥點頭同意以后才付諸行動的。太原起兵時，突厥借給李淵1000匹戰馬和2000名騎兵(一說500名騎兵和2000匹戰馬)，此舉在起到加強唐軍力量的同時，另一方面也有監視唐軍行動的目的。可以推測，在唐與突厥之間很可能簽訂有密約，約定在唐軍占領長安以后，作為成功的報酬，唐向突厥割土進貢，同時容忍突厥的掠奪等，以此加強唐對突厥的臣服關系。然而，當唐軍控制長安以后，一方面對突厥繼續采取低姿態，另一方面卻接連制服群雄，開始邁向全國統一之路。當突厥意識到這一點時，局勢已經發生了變化：與突厥對峙的勢力只剩下了唐。

突厥認識到，倘若等唐朝完成統一大業，鞏固了陣腳以后，形勢會越發變得對突厥不利，此前突厥對唐指手畫腳的優勢將不復存在。于是，從始畢可汗經處羅可汗，到頡利可汗繼位以后，便從武德七年(624)開始率領十萬騎兵大舉南進，并終于在武德九年(626)自西北攻入，兵臨長安城下。此舉顯然是由于突厥看準了玄武門之變后唐朝內部混亂，而乘機對唐采取的行動。李世民為了順利度過這場危機，遂決定讓自己站在最前沿，其結果便出現了前面提到的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的倉促即位。

太宗即位二十天以后，突厥的大軍便出現在了渭水的便橋(西渭橋)之北。唐太宗聞訊立即率領六位重臣奔赴便橋，隔河痛斥對岸的頡利可汗。頡利沒有想到唐太宗會親自前來，大吃一驚，同時看到太宗身后唐軍大部隊接踵而至，唐軍的軍威和士氣讓頡利感到恐慌，遂于便橋上與唐太宗握手言和，并立即撤走了突厥大軍。

這個故事的確十分打動人心。便橋退兵是太宗即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的首次亮相。實際上，唐太宗早已經預料到了突厥的進攻，并提前做好了從背后夾擊突厥軍的準備;同時另一方面，頡利心里也很清楚，對唐施壓必須有重點，在長安附近長期對峙下去勢必伴隨危險。關于唐太宗究竟是否在渭水便橋有過這樣一個光彩的亮相一事，盡管我們稍稍抱有疑問，但不管怎么說，這位新皇帝總算順利度過了這次危機。唐太宗借此機會凝聚人心，強化了內部團結，同時也找到了轉而對突厥進行反攻的突破口。

所謂反攻的突破口，是因為唐太宗注意到，彌漫于突厥大軍中的軍紀松弛渙散現象，其原因主要在于頡利可汗和突利可汗兩個人之間的微妙關系。突利可汗是始畢可汗的嫡長子，乃突厥之嫡系，而現在只是其叔叔頡利可汗之下的一個小可汗;另一方面，唐太宗在秦王時代即已與突利可汗結拜了兄弟。于是，唐太宗便努力接近拉攏突利，想方設法孤立頡利。這一時期恰逢草原連年大雪，家畜多凍餓而死，陷入饑荒狀態。唐太宗抓住這一機會，任命李靖、李勣(李世勣)為主將，向頡利發動進攻。到貞觀四年(630)二月，頡利被唐軍俘獲，至此君臨北亞的突厥帝國，即突厥第一汗國遂宣告滅亡。被押解到長安的頡利可汗在郁悶中死去。

突厥帝國的滅亡，給予其治下的各個民族的酋長們以強烈的沖擊。對于即位僅僅三年半就擊敗了北方強國的唐太宗之偉業，他們感到震驚和敬佩，預感到唐將成為包括游牧世界在內的新的中心。于是他們在協商之后，共同推舉唐太宗為凌駕于各族之上的“天可汗”。由此，歷史上誕生了第一位集中國皇帝(天子)和游牧世界的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

同樣是次子奪權，一個“昏君”，一個“明主”，為何？

如上所述，唐太宗首先一舉解決了擺在眼前的最大的難題，給太宗時代開啟了一個好的開端。同時，貞觀二年(628)，隋末群雄中的最后一支殘存勢力梁師都也被消滅，全國統一宣告完成。于是自此以后，唐太宗致力于安撫民生，讓經過戰亂以后疲憊不堪的民眾休養生息，同時全力以赴整頓統治體制。開始了在后世廣為人知的“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之所以膾炙人口，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在一個世紀以后出現的吳兢《貞觀政要》一書的影響。該書乃唐太宗與臣下的問答集，通過具體的問答，對于君臣之間應有的關系、從事政治最為重要的東西等問題進行了梳理解說。倘若要追究一下這本書的主旨的話，似乎可以這樣歸納：作為君主來說，應該怎樣對待臣下們的意見(諫言)，如何把握好分寸，推行寬容的政治;另一方面，作為臣子則要公正清廉、不畏權勢、勇于納諫、克己奉公。后世的人們通過《貞觀政要》一書，將貞觀之治看作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態。

實際上，有關這一時期唐太宗認真虛心地聽取魏徵等諫官的意見，在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的大力支持下執政的記載，在當時的史料中隨處可見。由此我們可以說，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視諫言政治，是因為之前有一個不聽臣下的勸諫、一意孤行而導致亡國的君主——隋煬帝。正是為了不重蹈隋煬帝的覆轍，唐太宗才身體力行，努力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為一個善政的實踐者。然而，我們如果僅僅這樣來看待唐太宗的話，那就流于簡單化了。

唐太宗與隋煬帝都是次子，而且兩人都有并不光彩的過去：即都是通過殺死兄長才得以掌權。另一方面，從作為皇帝的資質來看，冷靜地比較兩者，就會發現無論在把握未來的構想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面，還是在學問以及文學素養等方面，隋煬帝都要高出一籌;作為一位統治者來說，唐太宗并沒有任何方面超過隋煬帝。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徑的話，自己只能步隋煬帝之后塵。所以唐太宗遂把隋煬帝塑造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惡棍和反面典型，并通過重視臣子的諫言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與煬帝進行對比，千方百計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門之變而帶來的陰影。

唐太宗非常在意人們如何評價自己的政績。侍從君主左右的起居舍人和起居郎負責記錄君主的公開言論以及行動，并且以《起居注》之名將記錄傳諸后世。按照當時的規定，《起居注》是不能讓君主本人看的，而唐太宗卻按捺不住想看《起居注》的欲望。有一次，太宗委婉地暗示了此意，結果被負責編輯《起居注》的杜正倫婉拒說：皇帝的言行都要在《起居注》里記下來，以流傳后世，請皇上專心于政務。還有一次，唐太宗又要求看《起居注》，亦被負責記錄的褚遂良拒絕。褚遂良說：“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嘗自取而觀之也！”

雖說如此，史官們是否能完全拒絕唐太宗的要求呢？《起居注》中所描寫的唐太宗完全是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對于玄武門之變的情況則輕描淡寫，模糊不清。由此推測，唐太宗很可能看過這些《起居注》。與此同時，唐太宗也非常重視史書的編纂。貞觀十年，命魏徵牽頭負責編寫記載隋朝歷史的《隋書》，詳細地記載了隋煬帝的暴政以及隋末的動亂。《隋書》成書于顯慶元年(656)。

在這些記錄(史書)中，唐太宗的意圖都被鮮明地反映了出來，并因此而確立起了后世對于這一段歷史的評價基準。的確，唐太宗可以歸入有能力的皇帝這一類人物，正是他促使了政治上相對穩定的貞觀時期的出現。但是我以為，并不能因此就輕易地斷言，唐太宗一定就像后來被人們所追捧的那樣是一代明君，而隋煬帝則完全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暴君。對于這一方面的善惡判斷，似乎應該更慎重一些。

從“貞觀之治”中發現隋煬帝

在前一小節我們已經談到，建立起新王朝的李淵最早打出的大政方針，乃是回歸“開皇舊制”。也就是說，否定隋煬帝時期的政治，回歸到之前的隋文帝時代前半期的體制之中去。其實，這一點也是隋末群雄的共同特點，幾乎每股勢力都鮮明地打出了這一方針。這是因為倘若不明確表示出否定隋煬帝的立場，就無法得到當時人們的理解和擁護。換言之，開皇之治成為隋以后政治的一個指標。

所謂開皇之治，也就是指基于開皇律令的政治體制，其政治軍事的主軸置于長安，以關中本位政策為其支柱。控制了長安的唐李淵集團，僅憑這一點就已經占據了號令天下的有利地位。于是，作為新王朝的法制體系，高祖李淵首先發布了以開皇律令為范本的武德律令。其后又屢次修訂，成為唐代的第一號律令。

接著進入了太宗的統治時期。太宗命令房玄齡等人編纂新的律令格式，并于貞觀十一年(637)正月完成。新律令刪除了隋開皇至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瑣部分，一個成為后世模范的體制就此誕生。可是，在勞神費思精心制定的這一制度中，其實有相當的部分與隋煬帝時代的東西相重合。

這一方面的典型事例，可以在軍事上支撐著國家的府兵制中看到。唐代府兵制的發端，首先可以追溯至隋初被稱之為“驃騎府”的軍府制度，到貞觀十年，即貞觀律令發布的前一年，以“折沖府”作為軍府而定型。名稱雖然不一樣，唐的這個“折沖府”實際上完全是隋煬帝確立的“鷹揚府”制度的翻版。

在否定隋煬帝的同時，為實施新的國家體制而好不容易做出的選擇，卻仍然是與煬帝同樣的路線。從這里面，我們既可以看到唐太宗進退維谷的兩難處境，同時反過來也可以使我們意識到隋煬帝的巨大存在。雖說如此，在唐太宗的政策中，當然也有與隋煬帝完全不同之處，這就是如何對待關中本位政策的問題。太宗在征戰過程中，與東方(山東)建立起了密切的聯系，洛陽也成為其根據地，所以他也曾考慮過以洛陽為根基而君臨全國。可是在爭奪繼承權的斗爭中取得勝利以后，唐太宗則又開始重用起關隴系統的人才，疏遠山東系統的貴族;同時又把由軍府組成的軍事力量也都集中于關中地區，轉而開始實行并堅持關中本位政策。太宗之所以這樣做，很可能是因為他冷靜地分析了隋煬帝因脫離關中而陷入困境的緣故。

唐太宗的治世總共二十三年時間。其中，在前半段的約十年間，諫言政治充分發揮了作用，太宗虛心納諫，政界充滿了清新的政治空氣;可是在進入后半段以后，逐漸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魏徵察覺到了這些跡象，曾向太宗提出了“陛下近來使役民眾過度”等十條諫言22，企圖阻止這種情況繼續發展。然而，等貞觀十七年(643)年初魏徵死后，就再也沒有人能夠制止唐太宗的行動了。其結果，在圍繞繼承人問題以及出兵高句麗的問題上，唐太宗均未能作出冷靜的判斷，成為他晚年的一個污點。

晚年太宗不高明，“貞觀之治”實難敵隋之盛時

進入唐代以后，武德七年(624)高句麗接受唐朝的“高麗王、遼東郡王”的冊封以后，一直與唐朝保持著穩定的關系。但到了642年(唐貞觀十六年)，高句麗的權臣泉蓋蘇文通過發動政變掌握全權，并與百濟聯手開始打壓新羅。大概從這時起，形勢開始惡化起來。在接到新羅的求援以后，唐朝開始出面調解，敦促三國的和解，然而高句麗卻并不接受唐的調停。唐太宗認為，此事的元兇在于泉蓋蘇文，所以遂以除掉元兇、解救民眾為理由，于貞觀十九年(645)派遣水陸十萬大軍，發動了對高句麗的進攻。太宗本人也親率部隊渡過遼水，對安士城進行攻擊。

然而，這次遠征卻因高句麗方面的頑強抵抗以及冬季的來臨，不得已而撤兵。這次戰事的成本及損失雖然趕不上當年的隋朝，但戰爭過程及其失敗的方式等卻與隋朝同樣。其后的貞觀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又分別兩次出兵。唐太宗感慨地說，倘若有魏徵在，當不至于如此。幾次出兵的結局都是同樣，唐軍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令太宗頭疼之事，這就是繼承人的問題。太宗本人是通過殺死親兄弟才登上的皇帝寶座，并為此而一直遭人詬病。他十分在意《起居注》里如何記載自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因此，他下決心再也不能讓自己的繼承者也重蹈覆轍。太宗的正妻(皇后)長孫氏是鮮卑出身，以賢后而著稱于世。太宗與長孫氏之間生有三子：長子李承乾、次子李泰、九子李治。太宗即位以后不久就馬上立長子承乾為皇太子，由此看來，由嫡長子繼承大位似乎已經成為定局。

可是，李承乾并未能保住皇太子的位子，貞觀十七年(643)四月，承乾因謀反而被廢黜。承乾在過了二十歲以后，開始沉溺于和年輕僧侶保持一種倒錯的性關系;有時候他又會突然穿上突厥人的服裝，頭上梳起突厥人的發式，在宮中搭起帳篷，極盡別出心裁、標新立異之事。最后竟然情緒失控到了想要殺死弟弟魏王李泰以及父親的地步。承乾之所以發展到這一步，原因之一是因為太宗過分寵愛魏王，并顯露出了如有可能的話，想讓魏王成為繼承者的態度。魏王李泰身寬體胖，頗具長者風范，不僅招攬學者在自己身邊，而且特別擅長討太宗的歡心。這些情況都不能不讓承乾感到焦慮，深感皇太子的地位不穩。

最終結果是皇長子李承乾消失于政治舞臺。按照常理而言，其后應該立魏王李泰為皇太子，太宗對此當然不會有異議。然而卻節外生枝，出現了變數。長孫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主張擁立晉王李治，他的邏輯是：事態之所以發展到這個地步，魏王李泰也有責任，所以皇太子應該由與此事毫無關系的晉王李治來出任。精力已遠不如當年的太宗接受了這個令人費解的邏輯，貞觀十七年四月下詔立李治為皇太子，當時李治僅僅只有十六歲。長孫無忌的想法是，作為這位年輕皇太子的監護人，將來在太宗過世以后仍可確保自己政界重臣的地位。然而他不知道，這件事不僅極大地改變了唐朝的命運，而且也導致了他自身悲慘的結局。

這樣一來，剛剛開始致力于推行新政的太宗統治時期于貞觀二十三年(649)宣告終結。這時的唐朝在經濟力量方面還很弱，與隋代的最盛時期相比有很大差距，此外，當時在政治領域里也還存在著很多懸而未決的課題。因此我以為，后世人們所津津樂道的“貞觀之治”的形象，與當時的現實未必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