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似乎是個特例。這個放牛娃出身的窮孩子，奪得天下后，非常看重來之不易的大好江山，唯恐官吏們為了自己的私利把朱家天下搞敗搞垮。他在《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里苦口婆心地對官員說：朕設立地方各級官員，本是為了治理百姓。然而所任命的這些官員，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后就與當地吏員、皂隸以及潑皮無賴一起殘害良民。這等貪官污吏，若不懲處，民何以堪。為了防止官吏貪污腐敗、殘害良民，他編印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貪簡要錄》，幫官員算經濟賬，譬如官員所得俸祿多少，折合成稻谷多少斤，按平均畝產折算需要多少畝地，農民耕種這些地需要花費多少勞力……以此向官員說明，爾祿爾俸，乃民脂民膏，當思來之不易，你們要本著良心做官，切不可貪贓枉法。

為了監督官吏，防止他們坑害百姓，朱元璋認為光靠苦口婆心的宣傳教育是不夠的，還要鼓勵“民告官”，鼓勵老百姓“越級上訪”。他在《大誥·民陳有司賢否》中說：“自布政司至于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財，許境內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井聯名赴京狀奏，備陳有司不才，明指實跡，以憑議罪，更賢育民。”意為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財，允許當地德高望重之人聯名赴京上訪。甚至對那些被同僚排擠、誣陷，實際上很清廉的官員，老百姓也可以集體進京上訪，為其昭雪：“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詞排陷，一時不能明其公心，遠在數千里，情不能上達，許本處城市鄉村耆宿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為了暢通越級上訪渠道，防止地方官員截訪，毆打上訪者或是把上訪者關“小黑屋”之類的事情發生，《大誥》中專門有“阻擋耆民赴京”條，說的是淳化鎮巡檢何添觀等刁難上京告狀的農民，索要錢財，結果被處以刖刑一事。以此警示地方官員，切不可阻撓打擊越級上訪者。老百姓控告貪官污吏，或為本地受冤屈的地方官申冤等進京上訪，手持一本《大誥》，就可一路暢通無阻，各地均不敢攔截。

更有意思的是，朱元璋不僅允許老百姓“越級上訪”，還允許“越級綁縛”。“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壯豪杰者”，將貪官污吏直接“綁縛赴京治罪”，若各級官吏敢有阻攔者，全家族誅。朱元璋在《大誥》中規定：“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將刑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鄰，旁入公門，將刑房該吏拿赴京來;若私下和買諸物，不還價錢，將禮房該吏拿來;若賦役不均，差貧賣富，將戶房該吏拿來;若舉保人材，擾害于民，將吏房該吏拿來;若勾補逃軍力士，賣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鄰里眾證明白，助被害之家將兵房該吏拿來;若造作科斂，若起解輪班人匠賣放，將工房該吏拿來。”其中清楚地規定了哪種情形可以將官吏“綁縛赴京治罪”，說明朱元璋是真心想嚴肅吏治。

朱元璋期望通過“越級上訪”和“越級綁縛”的辦法，給官吏以壓力恐懼，達到監督和規制官吏違法亂紀的事。為此，他還專門樹立了一個正面典型：常熟縣有個老實巴交的農民陳壽六，被縣吏顧瑛欺壓迫害，陳壽六與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縣吏，攜帶《大誥》赴京面奏。朱元璋對其賞賜有加，“賞鈔二十錠，三人衣服各二件”，并免其雜役三年。為了保護這個典型，朱元璋知照下面官吏，以后即使陳壽六犯法，也不許地方處理，而是由朱元璋自己審理。

朱元璋以為如此“落實政策”后，“不一年之間，貪官污吏盡化為賢矣”。卻不料出現了他意想不到的情況——民眾借機公報私仇，有的地方民眾“響應”號召，將衙門胥吏豪強綁縛起來，勒索其財物，還將其綁到京城去。有的地方非但沒有動靜，甚至還有惡吏欺虐良民，幾成禍害，卻鮮有人“越級上訪”或“越級綁縛”的。以至于朱元璋很納悶老百姓做法：“何不依《大誥》擒惡入京，一則受賞，二則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懼？”

其實他不知道，民斗官何其難，歷來是勝少敗多。官員尤其是胥吏，在當地都是“地頭蛇”，有著盤根錯節的關系，一般新任的官員都畏懼幾分，何況普通百姓。除非是大姓宗族，人力、財力雄厚，才敢越級上訪，甚至“旁入公門”。把有士兵保護的胥吏、官員抓走，綁縛京城，一般的貧苦百姓，哪里有這力量？就算響應皇帝的號召去上訪、去綁縛，也擔心被胥吏、官員秋后算賬。

另外，過去交通、通訊不發達，涉重山萬水去京城越級上訪或是將官吏綁縛上京，需要不少費用盤纏。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路途漫漫，雖說皇帝答應了不許各地阻撓，但所謂“官官相護”，難免想方設法刁難，普通百姓一想到種種困難，大約也要視之為畏途了。期待人人做陳壽六是不現實的，朱元璋的如意算盤落空盡在情理之中。

從根本上說，朱元璋鼓勵越級上訪、越級打擊，并不是真正要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而是將其視為治官的一種方法，鞏固朱家王朝的一種手段。其中很多做法本身已經逾越了法律，是“法外之法”，可能收一時之效，但注定不能解決官民之間的根本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