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末五代時，藩鎮驕橫，兵亂頻仍，當時社會幾乎大家都當兵，讀書人像要沒有了。開頭軍隊還像樣，以后都變成了老弱殘兵。軍隊不能上陣打仗，便像罪犯般當勞役用。其時凡當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稱為配軍，防他逃跑。如《水滸傳》里的宋江武松一類人，臉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軍營中當兵做苦工，人家罵他賊配軍。這是遠從五代起，直到宋朝，沒有能徹底改。這樣的軍隊，當然沒有用。

其實這些軍隊，在漢是更役，在唐則是庸。而宋代之所謂役，在漢代卻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種轉變，極不合理。只因積重難返，宋太祖也只能在這種軍隊中挑選一批精壯的另外編隊，就叫禁軍。禁軍的挑選，身長體重都有規定，因此禁軍比較像樣;不合這標準的，留在地方作廂軍。廂是城廂之義，廂軍是指駐在各地方城廂的。這些兵，并不要他們上陣打仗，只在地方當雜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們做。

照理，宋代開國第一件該做的事，便是裁兵復員。而宋代卻只照上面所說的這樣裁，至于復員則始終復不了。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正統一全國。他們的大敵遼國，已經先宋立國有了五十多年的歷史。所謂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贈遼人。當時內蒙大部、遼寧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遼人手里。北方藩籬盡撤，而宋代又建都開封，開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黃河邊。太行山以東盡是個大平原，騎兵從北南下，三幾天就可到黃河邊。一渡黃河，即達開封城門下。所以宋代立國是沒有國防的。

倘使能建都洛陽，敵人從北平下來，渡了河，由現在的隴海線向西，還需越過鄭州一帶所謂京索之山，勉強還有險可守;若從山西邊塞南下，五臺山雁門關是那里的內險，可算得第二道國防線，要一氣沖到黃河邊，還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陽還比較好。若能恢復漢唐規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當然更好。

但宋太祖為何不建都洛陽西安，而偏要建都開封呢？這也有他的苦衷。因為當時國防線早經殘破，燕云失地未復，他不得不養兵。養兵要糧食，而當時的軍糧，也已經要全靠長江流域給養。古代所謂大河中原地帶，早在唐末五代殘破不堪，經濟全賴南方支持。由揚州往北有一條運河，這不是元以后的運河，而是從揚州往北沿今隴海線西達開封的，這是隋煬帝以來的所謂通濟渠。米糧到了開封，若要再往洛陽運，那時汴渠已壞;若靠陸路運輸，更艱難，要浪費許多人力物力。宋代開國，承接五代一般長期混亂黑暗殘破的局面，沒有力量把軍糧再運洛陽去;長安一片荒涼，更不用提。為要節省一點糧運費用，所以遷就建都在開封。宋太祖當時也講過，將來國家太平，國都還是要西遷的。

在當時本有兩個國策，一是先打黃河北岸，把北漢及遼打平了，長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這個政策是積極進取的，不過也很危險。假使打了敗仗，連退路都沒有。一個是先平長江流域，統一了南方，再打北方，這個政策比較持重穩健。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卻留著艱難的事給后人做。所以宋太祖臨死，聽他母親話，傳位他弟弟趙匡義，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兩次對遼親征，但都打了敗仗。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門外去西山頤和園的那條高粱河邊上交戰。這一仗打敗，他自己中了箭，回來因創死了。在歷史上，這種事是隱諱不講的。

只因宋代開國形勢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復員，而同時也不敢和遼國再打仗。因為要打就只能勝、不能敗，敗了一退就到黃河邊，國本就動搖。在這種情形下，宋代就變成養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養兵。更奇怪的，養了兵又不看重他們，卻來竭力提倡文治。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國歷史的逆流扭轉過來了。在宋人只想把這些兵隊來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輕武，好漸漸裁抑軍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轍。因此養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養愈多。《水滸傳》說林沖是八十三萬禁軍教頭，實際上太祖開國時只有二十萬軍隊，太宗時有六十六萬，到仁宗時已經有了一百二十五萬。

所以王荊公變法行新政，便要著手裁兵。裁兵的步驟，是想恢復古代民兵制度，來代替當時的傭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國，遂有所謂保甲制，先在黃河流域一帶試行。保甲就是把農民就地訓練，希望臨時需要，可以編成軍隊，而又可免除養兵之費。

論到募兵制，本來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種地方某種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須有一確定的敵人做目標，而且非打不可，在幾年內，定要把敵人解決。在這種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訓練，及鋒而試，或許比全國皆兵制還好些。東晉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國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動攻擊，用意始終在防守。把募兵制度與長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這卻差誤了。一個士兵募了來，輕易不脫行伍，直養到六十歲，還在軍隊里。其間只有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可用，三十歲到六十歲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軍伍十年，精神也疲了。這樣的軍隊，有名無實，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軍隊愈養愈多，紀律又不好。隊伍多了，雖不易捍御外侮，卻很能引起內亂。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來的驕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驕卒悍。國家不能不給他們待遇，而且須時時加優，否則就要叛變。政府無奈何，加意崇獎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節度使閑來沒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幾百斤薪炭，如是種種，把他們養著就算。養了武的又要養文的，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多，待遇亦逐漸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國家負擔一年重過一年，弱了轉貧，貧了更轉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轉這形勢來。

在宋太祖時，因防兵卒驕惰，又規定禁軍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廂軍是擺著無用的，各邊防守全須派中央禁軍去。但亦不讓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調中央，又隔些時再調到山西，這又與漢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沒有退役的，不在邊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則一番調防，在軍人只感是一番勞動，因此又要多送他們錢。因此宋代雖連年不打仗，而經費上則等于年年動員、年年打仗。軍隊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將官和軍隊分開了。軍隊一批批調防，將官還是在那里不動，如是則兵不習將，將不喜兵。這也是怕軍人擁兵自重，然而緩急之際，兵將不相習，也難運用。所以整個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將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軍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黃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結果宋代成為一個因養兵而亡國的朝代。

然而宋代開國時，中國社會承襲唐末五代，已飽受軍人之禍了，所以宋代自開國起就知尚文輕武。宋太祖臨死有遺囑告訴他后人說：你們子孫相傳，絕對不能殺一個讀書人。他們牢守此家訓，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還是守著不殺士大夫的遺訓。豈止不殺，宋王室實在是懂得優獎文人的。因此過了百十年，能從唐末五代如此混亂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復興。后代所謂宋學--又稱理學，就是在宋興后百年內奠定基礎的。這一輩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歷史傳統，所以中國還能維持，開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國史，一直到現在。正因宋代人那樣尚文輕武，所以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話頭，也就從那時傳下來。

我們今天從歷史上平心評論，只能說宋代人為了補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沒有完全把毛病糾正過來，我們卻不能全怪宋人。須知有許多毛病，還該怪唐代人。唐代窮兵黷武，到唐玄宗時，正像近代所謂的帝國主義，這是要不得的。我們只能說羅馬人因為推行帝國主義而亡國，并且從此不再有羅馬;而中國在唐代窮兵黷武之后仍沒有垮臺，中國的歷史文化依然持續，這還是宋代人的功勞。我們不能因他太貧太弱，遂把這些艱苦一并抹殺。

中國的地理形勢，到了黃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長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戰，一定得要騎兵。而中國之對付北方塞外敵人，更非騎兵不可。而騎兵所需的馬匹，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出產，一在東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謂薊北之野，即今熱察一帶;一是甘涼河套一帶。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養好馬。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要在長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而這兩個出馬地方，在宋初開國時，正好一個被遼拿去，一個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國手里。與馬相關聯的尚有鐵，精良的鐵礦亦都在東北塞外，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荊公行新法，一面想訓練保甲，一面又注意到養馬。但在中國內地養馬不方便，據當時人估計，養一匹馬所需的土地，拿來種田可以養活二十五個人，這是在農業社會里要準備戰爭的一大缺點。王荊公不得已，定出保馬政策，讓民間到政府領馬養，把馬寄養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養。平時民間可以利用領養之馬;遇到戰爭需要，再臨時集合。這種事，民間當然情愿做，領一匹馬來平時作牲口用，卻不曉得馬在溫濕地帶飼養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馬死了要賠錢，于是農民把養馬看作苦事。政府卻要挨派，于是保馬變成一秕政。其實這一方法縱使推行有效，遇到戰事，一群羸弱之馬也未必真有用。在這一制度上，也可告訴我們宋代國防上所遭遇的大難題。

再說當時長城內險，自居庸關到山海關一帶，都已在遼人手里。遼人倘向南沖來，又怎樣辦呢？真宗時澶淵之盟，即由此形勢下逼成。自宋遼兩國講和以后，宋朝的國防形勢是很可憐的。兩國既不正式開戰，中國人也不好正式布置邊防，只獎勵民間種水田，多開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楊。萬一打仗，可以做障礙，稍稍抵御遼人之大隊騎兵。這可說是無法中的辦法，這真是極頂可憐的辦法。但這辦法縱可憐，遼人也懂得，還是時時不許中國開溝渠、種水田。又在冬令時，放隊四出小掠，把中國邊境農村燒殺破殘了，讓中國永久不能有沿邊的防御線，他們可以隨時入侵，如是威脅著中國只好保持和議。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還有一道雁門關內險，這就是楊家將楊老令公楊六郎等守御的一條線。不過這是次要的一線，主要的還是在河北。此線無險可守，主要的國防線算是拒馬河，亦在涿州附近，這是宋代中國不得已的一條可憐的國防線;由此一退下來，就直扣首都開封之國門;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帶，漸漸和黃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過了長江，形勢更不同，所以南宋還能守江淮。這是宋代國防上的先天弱點，我們也不能一一怪宋人。

自然，宋代如果能出一個大有為之主，就國防根本條件論，只有主動地以攻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擊，獲得勝利才能立國，才能再講其他制度;現在是以防御來保國家，而且是一種劣勢的防御，遲早總要失敗，再遷就這一形勢來決定其他制度，自該無一是處了。

其實中國自古立國，也沒有不以戰斗攻勢立國的。秦始皇帝的萬里長城，東起大同江，西到甘肅蘭州黃河鐵橋，較之宋代這一條拒馬河，怎好相提并論呢？況且縱使是萬里長城，也該采用攻勢防御，所以終于逼出漢武帝的開塞出擊。宋代軍隊又完全用在消極性的防御上，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訓深，才矯枉過正至于如此。進不可攻，退不可守，兵無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終在國防無辦法狀態下支撐。幸而還是宋代人特別重視讀書人，軍隊雖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復興，以此內部也還沒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體得失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