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沒有出山以前，常常把自己比作是管仲、樂毅，這一點，史書和小說說法基本是一致的。管仲蕭何都是歷史名相，兩個人所處的時代雖然不同，卻是各有千秋，都為時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就所處時代和所輔佐的君主來說，劉備有點兒和他的祖上劉邦更接近一些。劉邦當漢王前，一直是受制于項羽，這和劉備受制于曹操差不多。劉備處于天下紛爭之時，這和劉邦有點兒相似之處。如此說來，作為輔佐者，諸葛亮更應該把自己比作蕭何才對，可是他卻自比管仲。諸葛亮為什么要這樣自比，而不是把自己比作蕭何呢？

大背景讓他有所顧忌

管仲所處的時代，雖然已經是天下紛紛，但諸侯國家各自為政且被他國承認，只因為這時候天下的共主名義上還是周天子，管仲輔助齊桓公和齊桓公擁護周天子并不矛盾。諸葛亮所處的時代不同，這時候天下名義上的皇帝是漢獻帝，而漢獻帝卻是掌握在曹操手里。蕭何是丞相，而諸葛亮時代的丞相是曹操。盡管很多地方大員早已經成為“諸侯”，早就不聽中央政府的號令，但劉家天下的皇帝還在，這時候誰要是去當蕭何，的確有點兒不合時宜。如果我們拋開這個大背景，從他們自身情況來看看，諸葛亮為什么選擇的是管仲而不是蕭何呢？管仲文武兼備，而蕭何則是只有治國理政才能，沒有表現出軍事才能。

管仲所處的時代，一個國家可以不設相國，但一旦設立，就有很大的權力，用后世的話說，他們是“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所以，管仲在齊國實行了比前人更大的改革，所有的條文都是他提出來的，齊桓公只是批準者，制定、執行都由管仲進行。正式上任之前，管仲還推薦了一些官員讓齊桓公任命，這有點兒現代組閣的意思。齊國作為一代霸主，有過幾次較大的軍事行動，而所有的軍事行動都是管仲隨行，他的這個角色，很像是后世的軍師和現代軍隊的參謀長一職。不過，齊桓公這個軍隊“總司令”，卻是個“甩手掌柜的”，除了戰前發布命令，戰后接受祝賀，其他的事情基本都是管仲的。這還不算，有時候心血來潮，齊桓公魯莽用兵，管仲還要給他“擦屁股”，讓他的行為合乎正義。比如，齊桓公伐楚。本來，齊桓公因為一時不高興將蔡國的夫人趕回去了，蔡國在沒有解除婚姻關系的情況下將其改嫁，就為這事，齊國要對蔡國用兵。管仲給齊桓公找了一個借口，說是楚國不向周天子進貢，因而由伐蔡變為先伐蔡后伐楚，既讓周天子高興，又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支持。

蕭何也是相國，這在統一的中央政權下很少有人能夠擔任這一職務，從秦始皇開始，就把相國稱為丞相。鑒于呂不韋的教訓，秦始皇還有意削弱丞相的權力。所以就權力而言，蕭何和管仲相比那是大打了折扣。又因為蕭何個人經歷的原因，他的軍事才能并沒有得以展現。劉邦做沛公，蕭何作為助手辦理的也是一些公務而不是軍務。劉邦進入咸陽，手下將領們搶奪的是財物，蕭何收取的是文獻資料。劉邦當了漢王，任命蕭何為丞相，想回兵東進，卻先要找一個統兵大將。為什么不讓蕭何作為大將呢？可見劉邦知道蕭何是治國的高才，不是統兵的大將。劉邦在評價人才特長時說蕭何：“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供給糧餉，保證運糧道路不被阻斷，我比不上蕭何”，也沒有說他的軍事才能。也就是說，諸葛亮覺得自己文武兼備，他要做一個像管仲那樣的“相國”，而不是做一個蕭何那樣的相國。

管仲自始至終都得到信任，而蕭何則沒有這般幸運。

管仲本來輔佐的是齊桓公的哥哥公子糾，為了幫助公子糾當上國君，管仲還拉弓搭箭射了齊桓公一箭，差一點要了他的性命。但是，當鮑叔牙極力推薦，經過談話知道了管仲的才能以后，齊桓公馬上任命管仲為相國，從此再也沒有絲毫動搖和猜忌，也就是從來沒有更換相國的想法。

蕭何不同，劉邦嘴里說的比齊桓公要甜蜜的多，內心卻始終隱含猜忌。漢五年，劉邦打敗項羽平定了天下，準備論功行賞。劉邦那意思是讓蕭何為第一，可是很多人認為蕭何只在后方，不如他們披堅執銳攻城拔寨功勞大，很不服氣。劉邦說：“打獵時，追咬野獸的是獵狗，但發現野獸的蹤跡，找出野獸所在的才是獵人。”因此，他把那些沖鋒陷陣的將領們比作是“功狗”，而把蕭何比作是“功人”。但是，蕭何卻并不是始終被信任。楚漢爭霸時期，劉邦在前方打仗，蕭何協助太子留守后方。漢三年(前204)，劉邦多次派遣使者慰勞蕭何。有個叫鮑生的人說：“漢王在前方風餐露宿，卻反過來派使者慰勞您，這是有懷疑你的心意。”蕭何于是聽取了鮑生的意見，將自己的子、侄都派到前線去，劉邦這才高興放心。劉邦死的這一年(前195)，英布反叛，劉邦親自帶兵平叛，他仍然多次派人來詢問蕭何在干什么。可見，劉邦自始至終對蕭何都是重用而不是信用。而蕭何為了自保，竟然采取的是自毀清譽的方法，因為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威望太高。當蕭何借機會為百姓請求上林苑的空地耕種，劉邦立刻將蕭何下獄。就是蕭何這個相國，劉邦也并不認為非他莫屬。在《史記·留侯世家》中有一句話：“勸皇上立蕭何為相國”，說明劉邦對此信心并不堅定。諸葛亮肯定是想當一個始終被信任的人，這是他自比管仲的另一個原因。

管仲是在替主子做事，而蕭何只是在聽主子做事。

相國無論多么風光，但是這天下(地盤)都是人家的，你立了功得到一些利益，也都是人家賞賜給您的。在這個方面，管仲和蕭何并沒有任何區別。他們不管權力有多大，和君主永遠都是主從關系，任何時候都改變不了。但管仲和蕭何由于遇到的主子不同，所受到的信任不同，他們在各自集團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所區別的。管仲提出的所有主張，只要齊桓公點個頭就行了，或者是，齊桓公想干一件事情，只要把這件事情說出來，剩下的都由管仲來完成。也就是說，管仲是在替主子做事，齊桓公只不過是一個所有者而已。而蕭何不同，他也在做事，但他的這種做事，是在劉邦的允許之后才可以做，即便這樣，蕭何還得時時看一看劉邦是不是高興。這讓蕭何養成了大事不表態的習慣，直到劉邦死后。臨終前，蕭何病重，漢惠帝劉盈問他誰可以接替？這件事本來劉邦已經有安排，那就是曹參。曹參自己也知道，蕭何也會推薦他，盡管兩人有矛盾。但是，蕭何就是不先說出來，而是用一句“知臣莫如君”來搪塞。劉盈說：“曹參這個人怎么樣？”蕭何馬上說：“陛下得到合適的人選了，我死了也不遺憾了。”如果不是人們理解他的無奈，這哪兒像一個起棟梁作用的相國所說的話！

諸葛亮不會愿意自己走到蕭何那個處境中。實際上，諸葛亮是不是把自己比作管仲也很難說，但古代文人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成為管仲，而不希望自己做蕭何。他們希望自己遇上齊桓公這樣的帝王，以便自己可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才華，已達到“致君堯舜上”的人生志向。而蕭何雖然歷史功績同樣彪炳青史，但他那種提心吊膽過日子的人生經歷卻并不令人羨慕。或許，這就是文人情結，他們是想借著諸葛亮的事情說出自己的心里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