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之治指的是南朝宋文帝劉義隆時期(年號元嘉)，因其政治較為清明，又努力推行繁榮經(jīng)濟文化的各項政策，從而出現(xiàn)了短期內(nèi)經(jīng)濟終于有所恢復，人民生活較為安定的政治局面。

專道制度

設(shè)立御史中丞專道制度“宋孝建二年制，(御史)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斷之，余內(nèi)外眾官，皆受停駐”。如周一良先生所說：“自宋至梁。御史中丞之職迄不受重視”，而御史中丞“掌督司百僚”，因此，孝武帝此舉有利于提高御史中丞的地位，從而有利于吏治的整頓和加強。突出例證是齊御史中丞江淹，“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繢、護軍長史庾弘遠，并以久疾不預(yù)山陵公事。

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并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縣隆，及諸郡=千擔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nèi)外肅然。此制被齊梁陳所繼承，而且御史中丞的地位和職權(quán)不斷提高。蕭齊時，“中丞則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蕭梁時，“皇太子已下，其在宮門行馬內(nèi)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jiān)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仆、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因為御史中丞威權(quán)的崇高，“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北朝亦有此制，“魏氏舊制，(御史)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于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這一制度北朝明顯比南朝嚴厲，說明北朝御史中丞的地位比南朝為高，該制度可能起源于北朝。御史中丞專道制度北周被廢除，“自周隋以來無儀衛(wèi)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

孝武帝此舉的主觀原因是他對大臣的猜忌。他“常慮權(quán)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客觀原因是吏部尚書的關(guān)鍵作用和極端重要性。正如胡三省所說：“吏部尚書掌銓選，以其權(quán)重，江左謂之為大尚書，言其位任與諸曹殊絕也”。二吏部尚書孝武帝在世時改回原來的一吏部尚書，而五兵尚書的恢復則在順帝舁明元年(477)。

二吏部尚書的設(shè)置與五兵尚書的廢除 “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書，而省五兵尚書，后還置一吏部尚書。順帝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書(按，《通典》卷22《職官四》、《文獻通考》卷52《職官六》和《通志》卷53《職官三》俱誤載：“又置五兵二尚書”)”(《百官志上》)。

郡縣制度

郡縣官入仕年限的取消和任期的縮短“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孝建元年，筆者按)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蒞人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于是乎衰”。“宋之善政”的衰敗是孝武帝多種政策措施導致的，不僅僅是這一改制的影響。但官員任期的縮短的確帶來巨大消極影響。首先，官員任期短必然產(chǎn)生臨時主義思想，不盡心竭力于政務(wù)，客觀上官員們也不可能大展手腳地干出一番事業(yè)。故史家對此評論說：“蒞民之官，遷變歲屬，灶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偽于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其次，官員“遷謝遄速，公私凋弊”。因為魏晉南朝時期，“郡縣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餉饋皆百姓出”。

送故迎新是官員合法的發(fā)財致富手段，他們可以借此大肆貪污受賄、搜刮民財。任期的縮短意味著他們搜刮聚斂財富的機會增加一倍。特別是官員“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shù)百萬”。三年任期制度，不僅為齊、梁、陳所沿用，而且官員實際任期又進一步縮短，以致永明元年三月，齊武帝蕭賾下詔重申，“蒞民之職，一以小滿為限”。小滿指三周即三年。但此詔書仍然是具文，此后任命的刺史很多任期不滿一年，從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不到半年時間，江州就三易刺史。

服親相臨制度的擴大化與制度化劉祗“大明中為中書郎。太宰江夏王(劉)義恭領(lǐng)中書監(jiān)，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日：‘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二王兩謝，俱至崇禮”指王彪之為尚書仆射、王劭為吏部尚書，謝景仁為吏部尚書、謝混為尚書左仆射，“俱官于尚書省而不回避也”，“御史、謁者、都水日三臺，尚書、中書、門下、秘書、集書日五省”。二王兩謝服親相臨，是皇帝法外開恩的特例，且只限于尚書省范圍內(nèi)。孝武帝則將其制度化和擴大化，即由尚書省—個部門擴大到八個部門。親屬任官回避制度是防止官員徇私舞弊的重要措施，孝武帝對它的破壞，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

政區(qū)變更

文帝時大量合并裁撤州郡縣，其中撤消的州級行政單位有兗州、南豫州、湘州和南兗州四個。孝武帝即位后，不僅先后重設(shè)以上四州，而且新設(shè)立了郢州和東揚州。元嘉三十年六月，“還分南徐立南兗州”，“復立”。京口、廣陵為兩大軍事重鎮(zhèn)，且密邇京都建康。因此，南兗州的重設(shè)，首先是因為孝武帝對兩鎮(zhèn)強大軍事力量和重要地理位置的防范，其次是他對當時兼任南徐州刺史的太尉、太傅、領(lǐng)大司馬、他的叔父劉義恭的猜忌。當時孝武帝任命領(lǐng)軍將軍沈慶之為鎮(zhèn)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正是用來分義恭的勢力和牽制義恭的。劉義宣的叛亂，有荊、江、豫、兗四州參加。荊、江、豫三州特別是實力強大的荊揚二州，成為孝武帝削弱的重點對象。

于是孝建元年四月，孝武帝正式分荊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江州之桂陽立湘州。同時把廣州的廣興、臨慶和始安三郡劃歸湘州(按，《宋書》卷37《湘州志》載，這三郡“(元嘉)三十年，復度湘州”。“三十年”應(yīng)為“孝建元年”，因為元嘉三十年湘州尚在劉義宣的管轄之內(nèi)，孝武帝斷不會把這三個郡割屬湘州)，以加強其實力，來防范屢起兵端的荊州。同年六月，他“分揚州立東揚州。分荊、湘、江、豫州立郢州。罷南蠻校尉。”。

當時是“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為東揚州”。“分荊州之江夏、競陵、隨、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又以南郡之州陵、監(jiān)利二縣度屬巴陵，立郢州”。大明三年(459)二月，進而“以揚州所統(tǒng)六郡為王畿以東揚州為揚州(按，舊揚州共有十個郡，東揚州劃去了五個郡，新?lián)P州還有五個郡，因此“六郡”應(yīng)為“五郡”;次年四月“以南瑯邪隸王畿”，始足“六郡”)”;七月“分淮南北復置二豫州州”。

孝武帝此舉的客觀原因是劉義宣等人的叛亂，主觀原因是他本人以強藩身份奪取皇位，而對富強的荊揚等州和宗室子弟心懷疑忌。“兵強財富”的荊州，更使他心有余悸，成為他分割削弱的重中之重。而且他一反以前任用宗室子弟為荊州刺史的成規(guī)，任命非宗室的朱修之為荊州刺史，并且裁撤了重要的南蠻校尉。他任命義陽王劉昶為東揚州刺史，來削弱和牽制他極為猜忌的竟陵王劉誕的勢力。除重設(shè)和新設(shè)以上六州外，孝武帝還新設(shè)和重設(shè)了河間、渤海等十六個郡和新陽、陽平等二十七個縣，這都增加了行政開支和官員借“迎新送故”搜刮財富的機會。

以上措施，雖然有利于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但帶來巨大消極影響。因為“荊、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荊以閫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權(quán)，而荊、揚并因此虛耗”。突出例證是“世祖大明中，一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為寇，諸郡民戶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順帝世尤甚，雖遣攻伐，終不能禁，劑州為之虛敝”。

史又載：“初元嘉中，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實，與江夏、竟陵、武陵并為名郡。世祖于江夏置郢州，郡罷軍府，竟陵、武陵亦并殘壞，巴東、建平為峽中蠻所破，至是(后廢帝元徽四年即476年)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州郡的凋敝殘破，不僅是因為東揚州、郢州和湘州的設(shè)立，行政開支增大，經(jīng)濟實力削弱，更主要的是郡級軍府和南蠻校尉的撤消，從而使州郡的武裝力量被裁撤或減弱，而失去了控制地方、平定叛亂的能力。

揚州虛耗除了分置東揚州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孝武帝開創(chuàng)了揚州境內(nèi)食封王國的先河，這也是他改制的一項內(nèi)容。因為“宋武創(chuàng)業(yè)，依擬古典，神州部內(nèi)，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大明四年九月，“改封襄陽王子鸞為新安王”。五年八月，“立第九皇子子仁為永嘉王”。閏九月，“改封歷陽王子頊為臨海王”。七年八月“立第十六皇子子孟為淮南王”。舊揚州十個郡，孝武帝食封了四個郡的皇子，并且都是土地肥沃之地，揚州的經(jīng)濟實力自然大為削弱。齊明帝建武二年(495)，接受通直常侍庾曇隆的建議，才廢除這一制度。但齊末蕭衍封梁王、梁末陳霸先封陳國，大都在揚州境內(nèi)。可見，孝武帝開創(chuàng)的畿內(nèi)封王之制影響之深遠。二，大明五年，把揚州富庶的淮南和宣城兩個郡割給了南豫州，直到明帝泰始二年，才“以淮南、宣城還揚州”。

專道制度

孝武帝死后，除淮南和宣稱二郡仍屬南豫州外，揚州政區(qū)的變更“還依元嘉”，大明“八年，罷王畿，復立揚州，揚州還為東揚州。前廢帝永光元年，省東揚州并揚州”(《揚州志》)，但其它州的設(shè)立都被沿用了下去。南蠻校尉他去世后也未恢復，而是建元元年(479)九月，“復置南蠻校尉官”(《高帝紀下》)。周一良先生根據(jù)《南齊書》卷22《豫章王嶷傳》和《資治通鑒》卷135，斷定“是蕭嶷于建元元年任荊湘二州刺史兼領(lǐng)，非南蠻校尉之官已罷，而于是時復置也”，從而否定了以上記載。周先生的觀點有誤。南蠻校尉正是孝建元年廢除，而于此時復置。

統(tǒng)治政策

宋武帝由于對外姓文武大臣極端猜忌，開創(chuàng)了重用宗室政策和以宗室子弟鎮(zhèn)守州郡重鎮(zhèn)的制度。宋文帝繼續(xù)執(zhí)行這一政策，內(nèi)外要職大量重用宗室子弟。孝武帝時期，掌握中央與地方大權(quán)的宗室諸王對皇權(quán)構(gòu)成一定威脅，并先后出現(xiàn)了荊州刺史南郡王劉義宣和雍州刺史海陵王劉休茂的叛亂。孝武帝的皇位是通過討伐其兄劉劭和劉浚奪取的，與文帝被顧命大臣主動擁立不同;他的猜忌心也甚于其父，于是他開始極力抑制宗室諸王。

錄尚書事的廢除和郢州、東揚州、湘州等的設(shè)置，都是他抑制宗室的表現(xiàn)。為防范地方特別是宗室叛亂，他于太明七年四月下詔，“自非臨軍戰(zhàn)陳，一不得專殺。其罪甚重辟者，皆如舊先上須報，有司嚴加昕察。犯者以殺人罪論”。五月又下詔“白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實行。唯邊隅外警，及奸釁內(nèi)發(fā)，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孝武帝的前一項規(guī)定來源于東晉桓沖，“初，(桓)溫執(zhí)權(quán)，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桓)沖既蒞事，上疏以為生殺之重，吉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桓彝傳附子桓沖傳》)。魏晉以來地方實力派動輒舉兵叛亂甚至稱兵向闕，王敦、蘇峻和王恭兵變特別是桓玄篡位的歷史教訓尤為深刻，孝武帝親身經(jīng)歷的劉義宣等人的反叛更使他心有余悸。所以，他作出如上之規(guī)定。對此，王夫之給予了高度贊揚，此“法乃永利而極乎善”。

江夏王劉義恭為迎合孝武帝削弱宗室的旨意，提出具體措施九條。孝武帝嫌其“猶有未盡”，讓有關(guān)部門附益為二十四條，對宗室的衣著用具、舉止禮儀作出了繁瑣細致的嚴格規(guī)定，其中一條是“郡縣內(nèi)史相及封內(nèi)官長，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江夏王劉義恭傳》)。“罷官”二字衍，因為《宋書》卷42《劉穆之傳附子劉慮之傳》載：“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內(nèi)史、相并于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孝武帝的此項改制也有典可據(jù)。曹魏司空陳群就說，“國家置王以下之吏，非陪臣之謂也，未有實不為臣而名稱臣”。

蕭梁時“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百官志上》)。可知孝武帝的此項改制蕭粱時恢復。大明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劉休茂反叛，劉義恭為了向孝武帝表示忠誠以避免被猜忌，進一步向孝武帝建議“諸王貴重，不應(yīng)居邊，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江夏王義恭傳》)。此事宋順帝回憶說，“及至權(quán)臣內(nèi)侮，蕃屏陵上，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高帝紀上》)。《粱書》卷44《南郡王大連傳》載，梁武帝問大連、大臨兄弟：“‘汝等習騎不？’對日：‘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周一良先生據(jù)此提出：“皇帝之孫輩不得詔令猶不敢擅習騎馬，未審是否即宋以后形成之制度”。“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就是這一制度的由來，周先生的疑問得到了肯定的答案。這一制度不是宋以后形成的，而是宋孝武帝時形成的;它不僅限于皇帝之孫輩，而是全部宗室子弟。

孝武帝抑制宗室的主要措施是用典簽來控制諸王。史載：“大明、泰始，長王臨蕃，索族出鎮(zhèn)，(典簽)莫不皆出內(nèi)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典簽遞互還都，一歲數(shù)反，時主輒與閑言，訪以方事。莉史行事之美惡，系于典簽之口，莫不折節(jié)推奉，恒慮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權(quán)重蕃君”。“典簽夏寶期事休若無禮”，巴睦王劉休若殺之，宋明帝“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這反映出孝武帝時典簽權(quán)勢尤重。用典簽監(jiān)督藩王有情可原，但典簽“權(quán)重蕃君”就矯枉過正了，它使諸王的軍政大權(quán)被削弱或剝奪，他們的軍政職能自然不能正常履行，其危害不容忽視。重用典簽控制諸王的制度被后世效法，到蕭齊時形成了諸王“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簽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的可悲局面。

更嚴重的是孝武帝殘酷殺害宗室子弟。他“以藥內(nèi)食中毒殺”南平王劉鑠(《南平穆王劉鑠傳》)，逼令武昌王劉渾自殺(《武昌王渾傳》)。竟陵王劉誕“有殊勛，上性多猜，頗相疑憚”。大明三年四月，孝武帝派兵偷襲劉誕未遂，于是派沈慶之率大軍攻殺劉誕，劉誕“同黨悉誅，殺城內(nèi)男為京觀，死者數(shù)千，女口為軍賞”(《竟陵王劉誕傳》)。鑒于劉誕被孝武帝猜忌而被殺的教訓，五年四月，雍州刺史海陵王劉休茂在親信張伯超的蠱惑下起兵反叛。元徽二年(474)五月，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范以報“兄弟之仇”為名起兵反。故王夫之說，孝武帝“忍削本支”，“削之制之，不遺余力，而終莫能輯……垂及明帝，殺戮逞而劉宗遂亡”。孝武帝和明帝殘酷殺戮宗室子弟，導致“主幼時艱，宗室寡弱”(《晉熙王劉昶傳附嗣子燮傳》)，皇權(quán)被蕭道成輕易奪取。

孝武帝對文武百官和宗室子弟都心懷猜忌，于是重用身邊的近臣，這一政策被明帝劉或繼承。而近臣專權(quán)，致使賄賂之風盛行、政治日益黑暗，加速了劉宋王朝的衰敗和滅亡。“凡選授遷轉(zhuǎn)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戴)法、興、(巢)尚之參懷，內(nèi)外諸雜事，多委(戴)明寶。”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chǎn)并累千金”(《戴法興傳》)。宋明帝時的近臣“(阮)佃夫、王道隆、楊運長并執(zhí)權(quán)柄，亞于人主”。阮佃夫“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成”。壽寂之“多納貨賄，請謁無窮”(《阮佃夫傳及壽寂之附傳》)。王道隆“執(zhí)權(quán)既久，家產(chǎn)豐積”(《王道隆傳》)。故王夫之說：“孝武以近臣間大臣而終于亂”。 孝武帝不僅不任大臣，而且“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威加穢辱”…《蔡廓侍附子興索傳》。他還讓一昆侖奴子動輒“以杖擊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王玄謨傳》)。在他的恐怖統(tǒng)治下，大臣無不膽戰(zhàn)心驚、如履薄冰。“(柳)元景雖荷寵遇，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并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柳元景傳》)。他“性嚴暴，睚眥之間，動至罪戮”(《戴發(fā)興傳》)。大臣顏竣、周朗和沈懷文都因為“失旨”、“忤意”被殺。他的恐怖統(tǒng)治必然導致眾叛親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