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的四大貨幣體系

中國古代貨幣很早就已出現，原始貨幣如海貝，在商代已廣泛使用。商代同時還發展了以銅為基本的稱量貨幣。周代以下，因為冶金工藝的進步，鑄幣成本降低，銅鑄貨幣逐漸盛行。在戰國，銅鑄貨幣分化成燕、齊的刀形幣，三晉的鏟形幣，楚國的蟻鼻錢，以及周、秦的圓錢四個系統。

齊國所鑄造的刀幣最為精良，先后流行于齊、燕、中山、趙等國，尤其是齊、燕兩國使用刀幣時間最長。齊國的刀幣以大刀最為有名。考古發現的大刀均有“法貨”字樣，可以證明齊國政府掌握了鑄造錢幣的權力。這種國家鑄幣的制度，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

布幣，主要流行于三晉也就是韓、趙、魏三國，多像鏟形，與齊、燕的刀幣形狀相似。以平首布流行最廣，且主要在三晉地區使用。

作為大國的三晉，常因戰爭、貿易等關系將它們所使用的布幣流通到其他地區，同時還有其他地區鑄造的刀幣流通于市場。這說明，除了政治的因素外，經濟本身的作用也是貨幣形成的原因。

春秋以后，楚國主要使用貝形貨幣，也稱蟻鼻錢。蟻鼻錢具有殷商時代天然貝幣的痕跡，在形制上相對比較落后。蟻鼻錢種類很多，因其質地可分為海貝、骨貝、木貝、泥貝、銅貝等五種。由于銅貝的價值較高、攜帶方便，故而流通較廣。蟻鼻錢的出土地點非常廣闊，江蘇、浙江、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陜西等省均有發現。這說明當時的蟻鼻錢不僅楚國，其他國家也在使用，顯然這是市場和戰爭的雙重作用造成的。

圓錢，主要流通在周、秦兩地，主要有圓形圓孔與圓形方孔兩種貨幣，秦國的商鞅變法等政治措施規定了其形制。后來圓形方孔錢流通更廣，這得益于秦惠文王的推行。

現在的資料證明秦國大概沒有鑄造他國貨幣，可以推測秦國統治集團發現圓形方孔錢具有其他國家貨幣所沒有的優勢。而且秦國半兩錢的出土與其在戰國末期的對外擴張路線基本一致，這說明秦始皇推行半兩錢并非突然，而是秦國長期對此錢優勢的認識的自然發展。

黃金的擴大應用

四大貨幣區域在戰國時候逐漸交錯，貨幣也被混用，但畢竟幣制不統一，限制了經濟貿易活動，于是黃金流通范圍擴大了。

戰國初期，在國家財政的支用上，黃金成為代表性的單位。軍事方面的開銷亦然，如《孫子·用間》云：“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其后在戰國商品經濟盛行下，富有階級人數增加，伴隨著貧富差距擴大，黃金的使用更成為富貴階層的一般經濟生活特征。這乃是極為平常的社會效應，也是經濟史的一般規律。

隨著土地私有制的發達，戰國貴族園囿田產之收入也用黃金表示。《戰國策·西周策》記載：“臣嘗聞溫囿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于周君，而許之戍也。”另外，人口買賣也以支付黃金為風習。如戰國末年韓國財力拮據，所以“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

先秦后期市場上以黃金交易的情形越來越多，層面也越來越廣。東周后期黃金在政治上有如此一面，《韓非子》曾提到：“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可知此時黃金已為行商客旅隨身攜帶之物，作為通關時對付胥吏故意刁難的賄賂之用。此外，祝壽、饋贈、賞賜、生意、借貸、賑濟等活動中使用黃金的例子比比皆是。

而且，在這樣的國際市場中，黃金的流動方向也直接關系到國力的強弱。《商君書·去強》就指出一定數量的黃金和粟可以等價換取，而且粟和黃金的數量關系著國家的興亡。雖然《商君書》更重視粟，但也說明黃金已經成為國際間的共同貨幣。

除了黃金和粟，黃金和象牙、珠玉、絹等皆可以計價交換，且交換的地域范圍很廣。以楚國的金幣為例，1985年之前的考古工作已經在湖北、河南、陜西、山東等省發現了這種金幣。這證明黃金已經成為戰國時期各國一項普遍的交易媒介。

上文所述都指向一個結論，先秦黃金的通行到此時已經將列國的個別經濟體一起納入一個單一的貨幣體系，且足以形成一個統一的經濟制度架構。

金是黃金還是銅？

上文證明，在戰國中后期，無論是戰國七雄間的政治交易還是貿易流通，黃金都占有相當地位，國際性的黃金市場基本形成。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古代稱作“金”的東西，到底指的是黃金，還是銅？這個問題曾困擾了許多經濟史學者，也引起了爭論。

其實在春秋時尚存在金、銅不分現象，《左傳》載：“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所以鑄三鍾。”這里說的金就是可鑄為武器的銅。

但是到了戰國，這種情況就發生了改變。作為戰國史最基本文獻的《戰國策》一書，提到“金”者甚多，而述及“銅”者只有一處，《戰國策·趙策一》說：“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煉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余銅矣。”這里所述很明確的是指用以鑄造兵器的金屬材料。因此，從《戰國策》所載的史料可以明確斷定，戰國時代金、銅已經劃分得很清楚。

除開直接明說出“黃金”之名者外，其余的“金”也都指的就是黃金，而不是以之鑄錢煉柱的銅。《戰國策》之外，如《史記》記載，“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指黃金、白銀與赤銅，劃分得相當明確。《漢書·食貨志》云“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也是這個意思。

另外，體積小價值高的特點也可以證明，戰國時期出現的“金”，不是銅，而是金。有一個故事說，有人想要得“金”，他就去賣“金”的地方，搶了一些“金”回來。如果搶的是體積和重量都很大的銅，恐怕搶劫就不會那么順利了。《呂氏春秋》中說“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又說“千金之劍”，這里的“金”也比銅更具解釋力。

先秦“一金”或“鎰”重量大約相當于今天的250 克，按此換算，可以解釋《史記》中的一個故事。鄭朝以三十金“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這里的三十金大約可抵7.5 公斤黃金。如果這里的“金”只是7.5 公斤銅，恐怕就很難說是“獻”了。

秦王為了追殺樊於期，說要賞賜有功者“金千斤，邑萬家”。燕國的太后嫁女兒給諸侯，要“奉以千金，赍地百里”。千斤黃金與萬戶之邑和百里之地并舉，顯示出它們具有相當的價值。如果千斤銅和百里地并列一起，就顯得很不相稱了。

還有一則關于范蠡的故事也能說明問題，范蠡的兒子在楚國殺了人，范蠡托人去救，就出了“千鎰”黃金。上文所說，春秋戰國之間的楚國，是用銅貝的。如果這“千鎰”都是銅，那再換成銅貝，豈不是要熔化鑄造，國家允許與否不說，光是鑄造恐怕就要用很長時間，這來得及救人嗎？所以，這“千鎰”是黃金的話，辦起事來更方便，收錢者也更覺得有價值。

因此，眾說紛紜的戰國時期的“金”、“黃金”是“金”還是“銅”的問題，可以說得到了解釋。不管是在計量單位上，還是在送人為禮上，黃金顯然比銅更有價值。

黃金攻勢統一天下

上文證明，在戰國時代，黃金已經成為列國通用的硬通貨和稀有資源，無論是民間的貿易流通，還是各國的政治活動，都使用黃金作為重要的媒介。

戰國中期之后，合縱連橫成為東方六國與秦國斗爭的重要方式。在這些斗爭中，黃金起了重要作用，《戰國策·趙策》說趙王：“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蘇秦是當時東方六國合縱抗秦的主要策動者。趙王給他黃金千鎰和其他貴重禮物，讓他去開展合縱抗秦的工作。

戰國攻伐激烈，各國為救亡圖存，莫不想盡辦法力圖削弱敵國。除開軍事的血腥手段外，列國亦莫不競相遵行一種創造性的“軟處理”辦法，那正是上面說到的“黃金攻勢”。

歸納起來，《國策》所載戰國的“黃金攻勢”，主要是透過新興的活動家即游士，用黃金來實施賄賂、反間、收買等活動，促使敵人陣營內部的決策與執行朝向自己的政治目標發展。換句話說，戰國時代大宗黃金的流動最主要的目的，是拿來用作國際說客的游說資本的。

而使用“黃金攻勢”最為成功的是秦國。秦國為了瓦解山東六國的合縱政策，也是用黃金去攻。《戰國策·秦策》有一段記載：“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斗矣。”唐雎持黃金五千東行，機動性地設立一個以類似沙龍的組織為名的策動據點，以私人交結的方式瓦解了山東諸國正在集結而蠢蠢欲動的謀士集團。

戰國晚期秦國與趙國多次大戰，不分勝負。長平之戰時，趙國廉頗率領的趙軍與秦軍對峙很久，難分上下。于是，秦國丞相范雎派人攜帶千金到趙國施行反間計。后來，趙國聽信讒言，廉頗被撤，趙軍大敗。

長平之戰后，趙國李牧率軍屢敗秦軍，擋住了秦向東方的前進步伐。秦國故技重施，“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再次中計，李牧被冤殺，趙國不久亡國，趙王也成了俘虜。

戰國末年軍事家尉繚給秦始皇所出統一天下的一項重要策略就是，“愿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拿出三十萬金擾亂列國，進而并吞天下，秦始皇認可并執行了這條政策。

當秦國日夜攻三晉的時候，齊國本應明了唇亡齒寒的道理，發兵援救。但齊國卻與秦國交好，坐視他國滅亡不管。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所說齊國國相，“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又是黃金和反間計造成了齊王建的國破被俘。

為何秦國可以屢次使用黃金為反間計呢？部分原因當然是東方六國的政治腐敗，還有就是前三世紀中期秦將司馬錯攻滅巴蜀，巴蜀是戰國后期黃金的主要產地。這造成了兩個重要效應：第一，秦國獲得了大量的黃金財富，成為當時的超級經濟強權;第二，秦國可以充分利用這些經濟力量施展一系列的軍事和外交攻勢。

最終的結果就是，“黃金攻勢”在秦國統一天下的大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因此，可以說，黃金在當時國際社會中的經濟功能，以及它作為通用的價值尺度與交易媒介的本質，一方面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經濟基礎，一方面直接推動了秦國統一天下大業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