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明末農民戰爭，人們在贊揚李自成推翻明朝腐朽統治的同時，也感慨其潰敗之迅速。細究起來，李自成敗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不能不說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說到李自成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不妨先從他任用的謀士談起

李自成生于陜西米脂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崇禎三年（1630年），他帶領村里一批饑民投奔起義軍，不過直到崇禎十三年攻入河南之前，他都不曾吸納一名儒士，遇到重大問題，只能同身邊的起義將領商議解決.

崇禎十三年秋，李自成率少數人馬攻入河南淅川、內鄉一帶，起義隊伍也從50騎迅速發展至數萬人。隨著起義勢力的復興，牛金星等幾個失意知識分子前來投奔，李自成隨即任命他們充當謀士。他們對農民軍軍紀的整頓、人才的招聘和政權的建設等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特別是幫助李自成制定“均田免糧”的口號和“五年不征”“不當差，不納糧”“平買平賣”的政策。

不過，李自成起用的這些知識分子，大都是下層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啟七年（1627年）舉人，“通天官風角諸書，亦頗講孫吳兵法”，曾做過塾師，因兒媳之死，與姻翁王士俊反目興訟，被官紳合謀誣陷，逮進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獻策，連個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學”，崇禎十四年經牛金星引薦加入起義隊伍，向李自成獻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讖語；還有一位流傳很廣的所謂李自成的“謀主”——河南杞縣人李巖，但自清代以來就有不少人考證其為“烏有先生”，就算實有其人，也不過是個舉人。后來，隨著起義勢力的不斷壯大，李自成還任用了其他謀士，但層次都不高。這些下層知識分子，長期生活在鄉野或江湖之間，不僅缺乏帶兵打仗、從政治國的經驗，而且視野狹隘，不能準確把握全國形勢及其走向。他們的出謀劃策，也就不免出現這樣那樣的偏差與失誤，從而為起義軍的日后敗亡埋下禍根。

比如說，“均田免糧”的口號和“不當差，不納糧”“五年不征”的政策問題。在當時，這些無疑會贏得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但絕對平均主義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實現的，況且賦稅是國家機器存在的基礎，不征賦、不派役，大順政權的機器就無法運轉。因此，農民軍內部很快就出現了入不敷出的情況。但大順政權的解決辦法卻是追贓助餉，即嚴刑拷打迫使官紳交出財產，以充軍費。在河南，大順政權的官員“下車即追比助餉。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騷然不得安生。甚則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這種做法造成的后果，就是將明朝的官紳乃至士大夫推向明王朝或清王朝一邊。吳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順政權后又叛順降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父吳襄在北京城破后被逮捕“索餉二十萬”。

那么，李自成為什么要用低層次而不是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充當謀士呢？這就觸及到李自成的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了。

李自成出身于貧苦農民家庭，從小沒有受過教育，沒什么文化，也不熟知以前的開國皇帝如劉邦、朱元璋等任用知識分子奪取天下的歷史。加上在那個“學而優則仕”的時代，讀書人一旦高中做官，就作威作福，欺壓百姓，李自成對此不免心生厭惡。因此在起義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對知識分子都采取一概拒斥的態度，崇禎十五年甚至還發生過劓（削去鼻子），刖（砍去雙足）襄城諸生的事件。這種粗暴的做法，無異于為淵驅魚，把知識分子都推向敵對營壘。

后來，李自成雖依靠牛金星等人陸續招募了一些明朝進士，但也只是讓他們擔任具體的行政職務，未曾任用他們充當謀士，這說明他對高層次的知識分子還是心存疑忌的。即使崇禎十七年（1644年）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也只錄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獨用原明朝侍郎侯恂，那還是因為侯恂被崇禎關進了監獄，李自成認為他必定恨透了明王朝，可為農民軍所用。

不僅如此，李自成還規定，所有大順政權的文官一概受武將即起義農民將領的節制。就是這些被任用的明朝降官，李自成也從未認真征詢過他們對天下大勢及治國治軍的意見。其實，這批降官中不乏對全國形勢有清醒認識并具治國治軍才干者，有的后來降清，就被清廷擢任六部尚書甚至大學士，為清廷剿滅農民軍和南明的抗清武裝立下了汗馬功勞。

如果李自成能夠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在站穩腳跟之后，廣泛網羅知識分子特別是有真知灼見的高層知識分子，那么他在制定重大戰略方針和政策措施時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大順政權也可以穩定下來，擊敗清王朝的進攻，進而統一全國。

當年農民軍、明王朝與清王朝的角逐早已隨風而逝，現今重溫歷史，我們不應忘記李自成知識分子政策的深刻教訓：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任何革命都將走向失敗；沒有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任何政權都會走向敗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