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現在我國人民買房難，在古代，住房也是最讓國家重視的問題。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但是適合居住的土地面積少，所以住房成了人們生活當中的一個困難問題。古代官員對于住房更是有著高標準，政府也制定和更改過很多措施，以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但很多中低收入者仍然買不起房，而官員的住房，更是歷代政府都很重視的問題，那么古代是怎樣解決官員住房問題的呢？

古代官員的住房福利待遇

官員的住房名叫“官舍”。為了辦公方便，官舍與官衙常常連在一起。白天在官衙辦公，晚上回官舍住宿，年復一年，天天如此，理當如此在官員們看來，自己是“朝廷命官”，國家理當解決官員住房。秦王朝建立之后，忙著清理戰爭遺跡，解決好統一貨幣、文字、度量衡等重大問題，來不及考慮管員住房問題，秦王朝就垮臺了。

劉邦建立漢王室之后，官員住房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向全國發布了《同安輯令》。其中規定：凡是列侯這一級官員，都發給官印綬帶，賜給寬大的住宅;俸祿兩千石的武官，可以遷居首都長安，賜給差一點的住宅。這是給予開國功臣的住房待遇，同時也給一般官員解決住房。《漢書.何并傳》載：“(何并)性清廉，妻子不舍官舍。”是說何并為官清廉，不讓老婆孩子到他的官舍。不用說何并是有公房的。《漢書》卷九十三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侍中董賢為了變現自己，節假日也不回家，漢哀帝大受感動，“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把其妻搬進董賢在宮中的住所。從這兩個例子來看，西漢至少在中后期，管員有了居住的公房，而且家屬也可以進來住上幾天。

隨著社會的發展，官員越來越多，官舍建設速度跟不上管員數量的增長，于是出現官多房子少的問題。《后漢書》卷二七載：太中大夫張湛“稱疾不朝，居中東門候舍。”太中大夫食祿千石，常伴皇帝左右，像皇帝身邊的這種人，還要等候房子，可見官舍到了何等緊張的地步。另從《文獻通考》卷四十七記看，漢晉時全國管員總數約為7000人，隋朝后擴大到12576人，唐朝膨脹至18805人，其中在首都當官的就有2620人。怪不得顧況對白居易說：“米價方貴，居亦弗易。”其實，當時的長安不僅米貴，住房也是很緊張。可以相見，兩千多名居住在長安的管員，大都有了老婆孩子，還有奴仆雜役等等，需要解決多少房子？

官舍如此緊張，是必須解決的一大難題，大唐政府從改變衙舍建筑的格局入手，將辦公的地方和居住之處分為兩處，衙門原地不動，管員住宅建在外城。從史料記載來看，先后共建起108“坊”。這樣，管員家屬不能再住公房。不過，在辦公區域仍然有管員單身宿舍，主要為管員值班之用，也適當照顧單身的年輕管員。同事，朝廷對那些德高望重，為國家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大臣，在住房方面實行特殊政策，允許他們住在官舍，如果管員調動或者或者退休，還要辦好住房交接手續。比如，唐玄宗批準宰相李日知退秀，這位老臣“及還飾袋，將出居別業”，很快找了別的房子，很痛快的就退出了公房。

住房改革以后，那些拖兒帶女的官員，如果在長安城里沒有老家，就要自己建房，那些經濟緊張的人就只好買“二手房”了，官員們從此有了自己的私房，既解決了管員住房緊張的問題，又大大減少了國家對官舍建設的開支，取得了官舍改革的成功，因而被后來的朝代效仿，不再為官舍的緊張而頭疼了。

宋朝時期，朝廷在京都和各地州府，設有管理公房的專門機構。在京城開封做官沒有私宅的，不論是誰包括那些高級官員，都要租房子住，《宋史》卷二七五記載大將軍劉福，他的幾個孩子勸他蓋大房子，劉將軍為此大發脾氣：“我受祿厚，足以僦舍以庇...。”堅持不造房子，仍租房子居住。結果劉福眼睛一閉，他的兒孫差點流浪街頭。《宋史》卷二八七還有這樣的記載：副宰相楊礪，位高權重，照樣沒有自己的房子。他死后宋真宗登門悼念，才發現楊礪是在陋巷里租房子住，以至于皇帝的轎子都抬不進去。堂堂副宰相混到了這種地步，可見宋代宋代官員住房是怎樣的情況。

元朝其實也好不到那去。從《元史》卷一八二看，集賢殿大學士宋本是大都人，原先的房子被父親賣掉，他本人考中進士之后，可謂一帆風順，但是房子的問題卻解決不了，也是終生租房子居住，不過，元代允許自籌資金購買房產，比如國子監，禮部等部門，通過這種方式，建設或購買了一批房子，為本部門的官員解決了住房的困難。

明代官員住房采取了新的措施。當時的京官依照品級的高低，可以使用皂役為家里做雜物，也可以不用皂役而將給皂役的工錢折算歸自己。這些錢積攢起來，允許將本單位公房一次性買斷。但是，房子的所有權并不歸屬于個人，其產權仍屬于機關單位，官員若要調走或退休，必須把房子退還給所在單位。

清代的官員在住房的方便算是很幸福的了，基本實行福利分房，制定有住房標準，由政府按照級別分配。如一品大員給住房20間，形同小型的王府;二品官員給住房15間，三進三出的大院;三品官給住房12間。往下類推，七品縣官給住房4間，就是九品科級干部也給住房3間，是個像樣的四合院，住個兩代之家也沒有問題。官員住房超標，就要受到查處，一般也不允許搞豪華裝修，有些官員就在住房問體上出了問題，甚至被送進了班房，住進了這樣的“公房”而悔之晚矣。

古代官員租房也有高要求

京官解決住房問題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購。二是租房。清代實行滿漢分居，滿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內城，漢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擁有自己的宅邸。比如康熙年間，昆山人徐乾學顯貴一時，在宣南購買和自建了多處房產。乾隆年間官至禮部尚書的浙江富陽人董邦達，在米市胡同擁有一套很大的房產，地宅寬大，花園“花木競秀，丘壑多姿”。然而這種情況在漢族京官中較為少見。因為北京地價昂貴，一般外地來京的京官很難有如此雄厚的經濟實力。

租房更適合大多數漢族京官的生活狀況。因為京官流動性很大，不斷有人升轉外放，或年邁返籍;又經常有父母去世、須回籍守制者，在北京一住數十年的人不多。另外，北京有大量會館和民居房屋常年專事出租。從供需兩方面來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選擇。

京官租房的第一個特點是要求住宅表面的體面。身為朝廷命官，住宅須配得上官制威儀，因此自然不能蝸居斗室。所以京官們雖然窮困潦倒，卻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樣的四合院，講求寬敞氣派。如果條件許可，帶有花園的宅子最受歡迎。稍晚于曾國藩的李慈銘在京做官期間，租居位于保安寺街已故閩浙總督舊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軒有圃，花木蔥郁。這是當時京官的常態。

京官租房的第二個特點是周轉率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三年一度的會試，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著周期性的流動。與此同時，隨著仕途遷轉，官員經常更換辦公地點，收入水平也會隨官位升遷而升高，因此對住房的要求也發生變化。這在清代京官的詩句中屢有反映。康熙年間的大學士陳廷敬曾說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乾隆年間的錢大昕則說：“客居燕臺兩寒暑，有似澤雉游樊籠。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蹤跡風轉蓬。”嘉慶進士、后來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的祁寯藻亦說：“自我官京師，十年四徙宅。”這些詩句皆是寫實，比如錢大昕于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入都，開始寓神仙胡同。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十九年(1754)，又移寓橫街。此后還在珠巢街、宣外大街等處住過。這種情形正如他在詩中所形容的那樣：“勞如車軸無停轉，拙比林鳩未定巢。”

京官租房的第三個特點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門外地區，特別是宣武門外大街兩側以及菜市口的南部。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設在正陽門內。宣武門外離正陽門不遠，在此居住上朝方便。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進京，通常的路線是由盧溝橋入廣安門，故落腳宣南最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廣人稀，又有樹有水，風景不惡，許多明代顯宦在此遺有別業，可供京官租用。同時又有陶然亭、窯臺以及歷代遺留的古剎名寺等吟詠集會勝地，很對文人習氣嚴重的京官們的胃口。故夏仁虎《舊京瑣記》說：“舊日漢官，非大臣有賜第或值樞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門外。土著富室則多在崇文門外，故有東富西貴之說。”四是傳統時代官員多迷信，選擇住房時多講究風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繩匠胡同(解放后名菜市口胡同)，居然住過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學、洪亮吉、畢沅、陳元龍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這里更是名人薈萃：同治的帝師、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李鴻藻住過菜市口胡同7-11號;左宗棠住過16號;龔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寧會館”住過;“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住在29號;蔡元培于光緒年間任翰林院編修時也住過菜市口胡同，這么多人選擇這里，是因為人們傳說這里是北京最有“旺氣”、最能出主考的胡同。

由此看來，古代人民也備受住房問題的困擾啊！官員們既要面子，又沒錢買房，買房還要求風水、交通、周邊配套，簡直比現在的官員還不好混。看一看自己家的小三房，其實挺溫馨的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