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黨爭，通常是指唐代統治后期的九世紀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爭斗。 斗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到唐宣宗時期才結束，持續時間將近40年，最終以牛黨獲勝結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嘆。

牛李黨爭的背景

政治

唐太宗時期，統治集團內出現了一種濃厚的“民主”氣氛和許多敢于直言極諫，專折廷爭之臣。

武則天時期的高壓政策，使這種“民主”制度一度受損，在皇族與戚族之間發生了一場爭權奪利的斗爭，官僚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日趨激化。以張柬之為首的一派最終消滅了張易之、張昌宗一派。姚崇、宋璟為首的集團掌握了朝政，使皇帝的權威又得到恢復，封建統治集團重新出現了團結局面，“民主”機制重新得以運行。

天寶年間，唐玄宗的進取精神減退，一味追求享樂，荒淫無度，又沉溺于道教與佛教之中，于是出現了李林甫一人“獨裁”的局面。李林甫執政晚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再度激化，隨著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殺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楊國忠為宰相時，唐玄宗權力衰落，一切政務都由楊國忠行使最高權力。

唐太宗時的“民主”遺風被進一步破壞。“民主”的缺失，為牛李黨爭提供了政治前提。

經濟

唐朝繁榮的商品經濟，培養了一批精于經營、善于理財之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亂積極籌措了巨額軍費而勢力膨脹，中央官僚集團內部的勾心斗角和爭權奪利已使行政工作無法正常進行。朝廷不得不把財政權分為政府職員和財政官衙兩部分。但財政官衙又繼續鬧獨立，擴大自己權限，使政務不得不停頓下來。

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局面的形成，使唐朝皇帝完全失去了對官僚的控制。而以賺取最大利潤為目的的商品經濟滲透到政治斗爭中，以各種方法和手段對付一切競爭對手。為了達到政治目的，他們結黨營私、行賄受賄、出賣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這一切都為一個目的：爭奪權勢。因此，唐太宗時的“民主”遺風的喪失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加快了個人爭權奪勢的發展。

軍事

主詞條：藩鎮割據、安史之亂

藩鎮割據與中央政權的矛盾是牛李黨爭的重要條件之一。玄宗天寶初年，為防御周邊國家的進攻，在東北、西北、西南等地設置了十幾個節度使或經略使，總兵力近50萬。起初，中央對節度使的選派還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輪換。其行政工作及權力由中央官署管轄。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漸失去對節度使的控制。節度使的權力不斷擴大，以致不僅管軍事，還擁有行政、財政、供應等權力，并把權杖伸向中央政府。

736年，牛仙客以兼領朔方節度使和河東總管的身份入朝為宰相，標志著藩鎮將領勢力打入中央政權的開始，并開了藩鎮節度使獨立行使人事任免權的先河。從此，節度使與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職權完全相等。與牛仙客同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領隴右和河西兩節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帶兵權，以抵御藩鎮將領對中央政權的威脅。

牛仙客、李林甫死后，宰相楊國忠與藩鎮將領安祿山的矛盾漸趨激化。最后，安祿山發動了安史之亂，戰亂平定后，形成了中央與藩鎮對立的藩鎮割據局面。藩鎮擁兵自重的目的無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因此必然施加其對中央的控制。

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權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張，因遭到以浙西節度使韓滉為首的節度使們的反對而未能實行。唐順宗時王叔文、王伾改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藩鎮將領的反對。唐憲宗時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節度使而被平盧節度使的刺客刺殺。這時的皇帝和中央政權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權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遺風，又常常使失勢的宰相得不到應有的處理，只是讓他們出任一方節度使;而得勢的節度使反而又入朝為相。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決，反而更加助長了中央與藩鎮、中央官員與中央官員之間的斗爭。升為宰相者為保相位極力勾結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節度使，互為表里，竭力抑制出為節度使的政敵再度入朝為相;出為節度使者，則利用在地方上的權勢肆意聚斂財富，買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聯合某些節度使互為聲勢，處心積慮地想恢復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權旁落，又無力控制局面，致使黨爭愈演愈烈。整個官場成為官僚、宦官、藩鎮將領的爭權奪利的競技場。因此，藩鎮割據勢力與中央政權的矛盾就成為牛李黨爭的重要條件之一。

宦官集團

主詞條：南衙北司、二王八司馬、甘露之變

宦官集團的內部斗爭是牛李黨爭的總后臺。宦官專政是唐后期歷史上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唐宦官勢力的膨漲，侵害了官僚集團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團便與宦官集團展開了一場爭權奪利的斗爭。史學界把這場斗爭稱為“南衙北司”之爭。然而，如果把“南衙北司”之爭用于安史亂后到憲宗諸朝，還有其準確真實的意義;如果再用于憲宗以后諸朝，就不太符合歷史實際了。因為透過順宗時的“二王八司馬”事件，文宗時的“甘露之變”，“南衙”(官僚)已經完全為“北司”擊敗。牛李黨爭的兩派官僚集團，已經完全依附于宮廷中宦官勢力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