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黨的中央機關一直安置在租界中。國民黨不斷加強清洗和圍剿，中共在上海的機關屢遭摧殘和破壞。此時，秦曼云擔任共產(chǎn)國際代表聯(lián)絡處主任兼上海中央執(zhí)行局總會計，可謂重任在身。

1934年6月26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在與共產(chǎn)國際代表接頭后回到中央局的辦公處，被守候在門口的國民黨中統(tǒng)上海行動區(qū)的特務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辦公處工作人員秦曼云、仇愛貞，以及中央局秘書處負責人李德釗和交通員周惠年等，中共江蘇省機關隨即被破獲，書記趙立人和全總黨團書記袁孟超等也遭逮捕。秦曼云被捕后隨即成為叛徒(一說后經(jīng)保釋出獄，從此與黨組織脫離關系。)李竹聲亦在被捕后叛變，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蘇區(qū)的許多機密，如中央紅軍的兵力和作戰(zhàn)計劃，以及上海中央局的電臺位置等，接著他又供出了中共另一重要領導人盛忠亮的住址，盛隨即在法租界被捕并叛變。這種中央領導相繼被捕和叛變的現(xiàn)象(如總書記向忠發(fā)、特科“打狗隊”隊長顧順章等)不時發(fā)生，說明當時中共黨組織成分嚴重不純，以及黨建問題的特別重要。

李竹聲、盛忠亮的相繼被捕和叛變，給中共中央造成重大損失，黨在上海的組織網(wǎng)絡幾乎癱瘓，中共與蘇聯(lián)的聯(lián)系也因此中斷。(此前中共在上海的機關與莫斯科之間有地下電臺聯(lián)絡，鄧穎超在奉命去江西前曾與秦曼云商定用專門編制的密碼進行通信。)此后，黃文杰出任上海中共中央局代理書記和書記，不幸又于1935年2月被捕，與黃文杰同時被捕的還有中央局組織部長何成湘、宣傳部長朱鏡我、文委書記陽翰笙等三十余人。至此，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基本被摧毀，中央機關被迫撤至蘇區(qū)。

這里必須說說盛忠亮。此人后來易名盛岳，字伐樵，湖南人，1907年出生，北京國立法政大學學生，大革命中參加革命，不久成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秘書、全國學聯(lián)中共支部書記。1926年盛忠亮因受到北洋政府通緝，被中共北京市委選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后于1932年回國，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長、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和叛變后，盛忠亮曾短暫接任中共中央局書記一職。(而當時他的愛人，正是秦曼云。)

據(jù)說盛忠亮被捕后曾在受審時一言不發(fā)，大有堅貞不屈的架勢。國民黨特務向“功勞卓著”的叛徒顧順章求教，顧獻上妙計—盛忠亮對女友秦曼云言聽計從，可從秦處下手。國民黨當局立即將秦曼云從南京解往上海，盛忠亮經(jīng)過秦曼云的苦口勸說，隨即折節(jié)叛變。

繼續(xù)說服愛人叛變之后，秦曼云又奉命出庭作證，指證黃文杰等人，結果黃文杰等被租界當局引渡給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關押，隨即又被押解至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不過，讓人欣慰的是，黃文杰、朱鏡我、杜國庠、田漢、陽翰笙等同志終止了這一時期“被捕就叛變”的現(xiàn)象。在獄中，他們的表現(xiàn)讓人敬佩。朱鏡我的同鄉(xiāng)陳空如(國民黨首都警察廳廳長)寫信要保釋朱鏡我，但條件是必須“辦手續(xù)”。但是，朱鏡我卻拒絕了他。國民黨教育部總務司司長雷震是朱鏡我的同窗，他也勸朱鏡我自首，可是，遭到了朱鏡我的駁斥。朱鏡我夫人的叔叔、時任國民黨浙江省第六區(qū)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趙次勝，與蔣介石的關系十分密切。當時，他要出面保釋朱鏡我，但是朱鏡我同樣是不為所動。他也只能說朱是一個“很有骨氣的人”。

陶鑄的女兒陶斯亮在《我與干爸爸王鶴壽》一文中描寫了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大奇觀，王鶴壽與秦曼云在晚年卻握手言和，那位回國的闊太太就是秦曼云。

大概是1981年，干爸讓我陪他去北京飯店探望一位美籍華人。這是一次讓我終身難忘的會見。房門打開后，我眼前出現(xiàn)的儼然是一位闊太太。雖然已70高齡，依然化著濃妝，上著鮮艷綢衫，下穿綠喇叭褲，尖尖的高跟鞋、佩帶著項鏈和耳環(huán)。

老太太面帶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這位共產(chǎn)黨的中紀委副主任陳述了1927年被捕的經(jīng)過，極力為自己的變節(jié)行為開脫;她從側面，卻又不無真誠地詢問了關向應同志死難的經(jīng)過;她還表示，為了祖國的統(tǒng)一大業(yè)，愿意為共產(chǎn)黨盡力效勞。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問：“這幾年來，你受苦了吧？”干爸始終神態(tài)自若地靠在沙發(fā)上，搖著一柄紙折扇，聽到這話，坦然地一笑：“這是我們黨內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話，說得老太太頓時無言以對。秦曼云于2001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