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關，軟硬兼施地搶走了漢族的“天朝大國”，當然，名不正、言不順了。剛開始，滿人統治的辦法，依舊是鐵腕。在政治上，大搞“白色恐怖”；在文化上，大興“文字獄”。像“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的血腥殺戮，只是滿人強權的“下馬威”。及至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赤裸裸的殺戮便告一段落，甚囂塵上的是思想箝制與文化高壓。即便是相對穩定的所謂“康乾盛世”，清廷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仍然沒有裁撤，反倒愈演愈烈了。尤其表現在《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對眾多經典的肆意篡改。即便家喻戶曉的名詩名句，他們也不肯放過。

《四庫全書》卷人囊中的古籍，大多被動過手腳，因此，許多是二道販子塞進來的“水貨”。滿清朝廷太在乎漢人對他們的態度了，俗語講：“當著矬人，別說短話；對著和尚，別罵禿子。”所謂犯忌諱的話，其實，任何時代都存在，多少、輕重而已。一旦這些討厭的言辭成為街頭巷尾、滾滾而來的公眾話題，那就形成了一種輿論，甚至代表民意了。既然語言可能形成暴力，便把這些隱患扼殺在搖籃里。正所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那些《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們，比如紀曉嵐之類的漢臣，自然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惟恐一走神兒，漏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敏感話題，或者犯禁的字眼兒。結果，弄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漢臣們使出渾身解數來摳字眼兒，寧可錯殺一千，也不可使一人漏網。他們比那些大辮子主人考慮得還無微不至、無孔不入。中華文明的先賢、圣哲，統統都得“過篩子”。公開與清廷作對的人物，當然，混不進《四庫全書》。參與編纂的飽學之士最傷腦筋的是，怎樣修修剪剪，削削砍砍，使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斗精神的作品，盡量不引起更多的政治聯想。實在不堪錄用的，盡可丟進垃圾筒；實在有嫌疑、又能舍棄的人物和作品，只得由這幫御用文人，來擦屁股、來貼補丁了。

比如，北宋的民族英雄岳飛，他創作的《滿江紅》早已深入人心。這種人物，既不能丟開不用，又不敢原文照搬。怎么辦呢？公然篡改吧！“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其中的“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語匯。《四庫全書》的編纂者，替岳飛捏造出一句不倫不類的新詞：“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這叫什么玩意兒呢？《滿江紅》氣吞山河的英雄氣概，頓時被閹割了。政治指向極為明確的詞句，變得曖昧、閑散。

生活年代稍晚于岳飛的南宋詞人張孝祥，也遭受了被篡改的命運。他那首著名的《六州歌頭·長淮望斷》同樣挨了刀。詞作的內容很簡單，描寫中原父老、尤其是孔子故里被金人占領后的悲慘遭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想不到，“膻腥”這個詞犯忌，是不是對草原民族含沙射影，或者聽起來有些粗暴？干脆改作“凋零”。這么一改，似乎北宋淪陷區和金國侵略者立刻就握手言歡、親如兄弟了。即便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能做掩耳盜鈴式地篡改。稍有頭腦的文化人自會去偽存真、立此存照。

被《四庫全書》推來搡去的名人名篇多如牛毛，再如，和張孝祥同時代的陳亮，也沒跳出被篡改的“黑名單”。他那首《水調歌頭·不見南師久》就有問題：“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其中的“恥臣戎”用法不妥，立馬改過來——“挽雕弓”。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也得改！“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寄奴，本是南朝劉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寄奴”是詞人對劉宋皇帝的親切的稱呼。這就不行！干脆改成“人道宋主曾住”。倒不是提這個人物怕引起什么聯想，也不是清廷最忌諱“胡”、“戎”、“夷”、“狄”、“虜”這些對少數民族帶有侮辱性的用語。僅僅是因為《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們太謹慎，太自覺了——怎么能容忍用小名直呼帝王呢？今天你這么叫，明天他那么叫，叫來叫去，觸犯到本朝就罪該萬死了。漢族文人的奴性一發作，清廷“文字獄”的破壞力量也就越強大。難怪魯《四庫全書》頻遭后人詬病，其中最大的硬傷就是：編纂者肆意刪節、篡改，使文獻資料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