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件昏招造亂局

說起明末農民起義的大爆發，以及屢剿不平。現代的史料，多把原因歸結到明末吏治腐敗，政府財用匱乏，以及天災橫行催化內部矛盾上。而其實，明朝農民大起義的越演越烈，其實卻有兩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

第一個微不足道的因素，發生在崇禎元年（1628年）秋天，因財政緊張，新登基的崇禎皇帝取消了對北部的蒙古部落的賞賜。一個月之后，蒙古草原發生了嚴重災害，北方各蒙古部落請求明朝援助，也被明朝拒絕。這時期的明朝國庫空虛，財政花銷當然能省則省，這次的結果，是省下了該年賞賜蒙古部落的白銀二十萬兩。但這時候花在蒙古部落身上的錢，是萬萬省不得的：皇太極即位早期，與之相鄰的大部分蒙古部落一直站在明朝一邊，尤其是“黃金家族”末代可汗林丹汗在位時，雖早期曾與明朝發生戰爭，但因為努爾哈赤這個共同敵人的崛起，雙方很快聯合。

明朝從天啟年間起就與林丹汗互市，賞賜大量白銀。而在崇禎之前大多數與努爾哈赤的戰爭里，蒙古部落都曾出兵助戰。努爾哈赤死后，即位的皇太極開始了對蒙古草原的滲透，尤其是寧錦之戰敗北后，隨即將矛頭對準了林丹汗為主的蒙古各部。到崇禎登基時，雙方互有勝負。

明朝北部的薊州，大同，宣化，陜西，寧夏等地也暫時平靜，戰火僅局限于遼東一地。但崇禎的一刀切，卻造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原本是明朝北部屏障的林丹汗隨即與明朝反目，是年就悍然發兵侵擾山西地區，雙方兵戎相見。失去明朝援助的他，也更難抵擋后金咄咄逼人的攻勢，最終在敗退青海后被殺。

他的敗亡，導致蒙古部落成為一盤散沙，無力對抗皇太極的侵入。喀爾喀，科爾沁，察哈爾等蒙古部落相繼歸附。就連早年被明朝封為“順義王”的河套蒙古各部落，也最終倒向了后金一邊。明朝在之后對蒙古災荒的置之不理，更給了后金以經濟援助加通婚籠絡蒙古部落的機會。不到兩年的時間。明朝薊州，宣化北面的蒙古部落，盡成皇太極的勢力范圍。繞道蒙古侵擾中原，已經是一馬平川。所以，才有了崇禎在位十七年間，每到剿滅農民軍的戰役打到關鍵時，即有皇太極破關南下的情景。

本局于遼東一地的明清戰爭，最終演變成戰火蔓延整個明朝北方的全面戰爭，大量的人力物力被牽制。若無此事，明朝平定農民起義，恐怕會容易的多。二十萬兩白銀，換來了明朝兩線作戰的困局，和北方的戰火滿天。

第二個因素，卻是后人提及較多的，崇禎二年（1629年）四月，刑部給事中劉懋上奏，要求清理驛站。此意本來沒錯，明朝晚期的驛站，早已經機構臃腫，且滋生腐敗，成為國家沉重的財政負擔。劉懋的對策很簡單，就是裁撤，富余的官員罷官，多余的驛夫驛卒遣返回鄉。當時的兵部侍郎申用懋深謀遠慮，認為一次性裁撤風險太大，應當以六年為期逐步進行，且不能一裁了之，對被裁的官員驛夫，要發足遣散費用，其中精壯的驛卒，更可挑選編入各地駐軍之中。這個方法可謂老成謀國，但心急的崇禎不聽，覺得劉懋的建議簡單實用，然后貫徹實行。這次明朝效率很高，用一年時間遣散八萬多驛卒，節省白銀六十八萬兩。其中的一個驛卒，就是銀川驛站的李自成。六十八萬兩白銀，換來了大明王朝的終結者。

明王朝的農民起義，直接因素是天災。崇禎元年，陜西爆發大旱，引發了大批農民暴動。最早的領導人，卻多是當地地主士紳，原因很簡單：災荒缺糧，饑民們開始哄搶當地地主，地主們為保身，索性挑動農民去哄搶官府，為了避禍，這些領導人也多取綽號，比如“滾地龍”“滿天星”之類的諢名。

其中發生最早，影響最大的，是崇禎元年（1628年）陜西谷城的王喜胤起義和陜西宜川的王左貴起義，這兩股勢力在當時都各有數萬人，麾下成員也多“明星陣容”。比如王喜胤手下的偏將，是后來的“闖王”高迎祥，大營門口站崗的哨兵，其中一個就是后來的“大西皇帝”張獻忠。王左貴麾下的一個士兵，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在崇禎三年（1630年）投奔農民軍的，在此之前，他卻剛與死神擦肩而過。驛站被裁撤后，李自成回到家鄉陜西米脂，因生活困難，欠下了當地士紳艾舉人的債務。官司打到縣衙后，李自成被官府“批重枷游街示眾”。

此時正值酷夏，重刑在身且水米未盡的李自成險些被“將至至死”。幸虧親友相救，結伙和衙差們群毆，這才逃到外地。幾個月后，李自成潛回家鄉殺死艾舉人，為避禍又逃到甘肅投軍，起初事業發展的不錯，在甘肅張掖駐軍王國部被提為把總。但此時明朝財政困難，軍隊多被欠餉，崇禎二年（1629年）十二月，為領餉銀問題，李自成遭王國責打，索性領著士兵發動兵變，殺死王國后揚長而去，投奔到陜西農民軍王左貴部，開始了他的“造反”生涯。

崇禎在處理國家關鍵大事上，還是欠缺了些細節把控，直接給明王朝埋下了兩大最致命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