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法律中，其實并沒有近現代刑法中明確的受賄犯罪概念。唐代也不例外，并無“受賄”一語，在唐代的法律《唐律疏議》中也并無“受賄罪”的罪名術語。也因為這個原因，唐代規定的受賄行為是比較寬泛，將官吏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或索取非法利益的行為均視為受賄，與之有關的罪名都囊括在“六贓”罪系統之中。

提到“贓”罪，就不得不提，從先秦開始，古代對受賄犯罪的稱謂，有“墨”、“贓”、“賕”等發展，直至唐代把受賄犯罪規范在“贓罪”之中，古代有關受賄罪的名稱才趨于規范化。“贓”是指非法獲得的財產。

唐律共有十二篇，分別為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懲治贓罪的立法主要散布在《名例律》、《職制律》和《賊盜律》中。

前面提到“贓”是指非法獲得的財產。《唐律》首次將非法獲得財物的行為進行了總結歸納，將一切具有“贓”的特征的經濟犯罪統一為“六贓”，即“正贓唯有六色，強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及坐贓。自外諸條，皆約此六贓為罪。”

強盜，指用武力手段搶奪財物的行為，如持仗行劫等。

竊盜，指以偷盜行為而獲得財物，偷竊自己經管的財物，則稱作“監守自盜”。

枉法，即受財枉法，指官吏接受賄賂，替行賄人作出歪曲法律的處斷。

不枉法，即受財不枉法，指官吏接受賄賂，但沒有為行賄人作歪曲法律的處斷，

受所監臨，指主管官吏接受下屬吏民財物的行為。比如某縣令接受所管本縣百姓的財務，即為受所監臨。

坐贓，指非監臨主司或一般人，因事收受他人財物。因無利用職權枉法裁斷的行為，故而其懲罰較輕。此罪的設立主要打擊的是監臨主司之外的官吏，他們利用手中僅有的權力，或利用與監臨主司職務上的關系，或其他親友關系，收受賄賂，緣情賣法。

“六贓”之中除“強盜”外，其余“五贓”皆與官吏腐敗相關連。

唐律規定的賄賂的內容既包括財產性利益，又包括人力、物力及女色等非財產性利益。所以，《唐律》中的賄賂范圍比我國現行《刑法》的范圍還要廣泛一些。

有了罪名，還要有處罰措施。唐代對貪腐處以重法，并予以量化，《職制律》規定：官吏受財枉法，1尺杖100，1匹加一等，至15匹即處絞刑;不枉法，1尺杖90，1匹加一等，至30匹加役流;受所監臨財物，1尺杖40，1匹加一等，8匹徒一年，8匹加一等，至50匹流2000里;行賄者減監臨罪五等，索取財物者加一等，以職權強行索取者，準枉法論;出使官吏，如在出使地接受饋送及乞取者，與受所監臨財物論罪;借貸所監臨財物者，坐贓論，即使是接受豬羊(非生者)供饋及借奴婢、牛馬、碾之類，也以坐贓論處。

唐代的絹布是可以作為貨幣流通的。一匹布在唐前期穩定時期大約值200文錢上下，論購買力，可以在豐收的年景購買不到兩石的糧食。這個購買力也就如今1000元不到，而一尺布則僅僅值100元不到。100元不到的貪腐額度就要面臨杖打的處理，唐代法律對貪腐之嚴厲可見一斑。

從唐朝的一些詔令中，也可窺見當時在立法上對貪腐犯罪不止有刑事處罰，還有其余一系列附帶處罰。武則天的《改元光宅詔》正式明確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官吏枉法受財者、監臨主守自盜同“十惡”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樣，都不在赦免之例。唐肅宗時，為了加強懲貪的效果，《即位敕》中進一步規定：官吏貪贓枉法者，將受到“終身不齒”，“永不敘用”的處罰。

除了處罰，唐律對受賄的贓物嚴格追回。凡“與者無罪”之贓，“乞索”或“強乞索”之贓，均應還主。“彼此俱罪之贓”沒官。正贓已被耗費的，除“死及流配勿征”，“余皆征之”。即只有被判處死刑及實處流刑的才不征還，其他一律要征還。即使贓吏遇大赦及被降罪的，受財枉法罪仍要征還正贓。即“會赦及降者，盜、詐、枉法猶征正贓。”可見，唐代法律規定對受賄贓吏經濟制裁極其嚴厲。

唐代關于受賄犯罪的立法可謂嚴密而又完善，對受賄贓吏的處罰也極其嚴厲，但唐代受賄行為的腐敗之風仍然存在，甚至在唐代后期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

這是為什么呢？原因在于，封建王朝無法真正做到“以法治國”。

首先，唐代反腐敗立法和措施都帶有很大的特權性，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唐朝法律所規定的“八議”(是有關八種特權人物犯罪在適用刑罰時的優待原則)、“官當”(凡官員犯罪，皆可以官品抵擋刑罰)、“贖罪”等一系列條款就足以證明。這些方式，將貴族官僚的特權法律化、制度化，使其的特權較之前代更加廣泛，更加系統，反映了唐代反腐敗法律的特權法性質。雖然唐代的貪腐最新規定不能使用“官當”頂罪，但這些特權的存在導致懲賄法律得不到徹底執行，嚴重阻礙了依法治吏的有效運行。這也是受賄腐敗之風屢禁不止的緣由

比如，唐太宗時對貪腐打擊很嚴厲，唐太宗本人“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但貞觀十二年，宗室江夏王禮部尚書李道宗犯贓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跡周宇內，游觀無休息，絕域采奇玩，海外訪珍謹，豈不得邪？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唯當以理制之。道宗傣料甚高，宴賜不少，足有余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發了一大通議論，說得也很有道理，但江夏王的處理僅僅是“遂罷官，削封邑”。宗室親王符合八議特權標準，處理起來就只能手下留情了……

同樣帝王的私人意見和偏好也會影響對貪腐的法律懲處。又如唐太宗長孫皇后的族叔長孫順德受賄的事件中，長孫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太宗不但沒治罪反而“賜之絹”，并說“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太宗運用儒法思想，對贓吏長孫順德的處置，讓其受辱來取代受刑，這種懲治贓吏的方式凌駕于法律之上，讓一些有特權的贓吏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破壞了法律的公平性。

而封建王朝的政治腐敗也會影響法律對貪腐的懲處，托人情，求干系，使得有法不依，執法枉縱。如唐中宗時姚紹之為左臺侍御史，坐贓，被監察御史魏傳弓按問，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死，貶瓊山尉。因為皇后的妹妹出面講情，就能逃脫處死的懲罰，只是貶官了事。

而且，封建社會最高領導人--皇帝不受法律監督。歷代對官吏的第一要求是“忠君”，其次才是“廉政”。皇帝認為的“忠臣”受賄枉法，皇帝自然多有包庇縱容。比如武則天的寵臣張宗昌貪贓四百萬之巨，即便不死，也應罷官，而武則天以其有主煉長生藥的功勞，免于法律追究。

唐代在懲治當時形勢下的受賄罪可謂做到了有法可依，但能否發揮好其效力還要依賴于執法這環節。因此，在封建等級社會里，反腐敗法律不可能真正嚴格執行，導致貪官贓吏仍然比比皆是。而黨自十八大以來，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旗幟鮮明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顯著成績，相較于唐代反腐早已實現了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