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在沈陽西郊的汪家河子一帶(今鐵西滑翔地區)，曾有過一所頗負盛名的大學。上了歲數的“老沈陽”都知道，這便是由奉系軍閥馮德麟長子馮庸創辦的東北第一所私立大學——馮庸大學。馮大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在當時獨樹一幟，然而，隨著“九·一八”事變的隆隆炮聲，日軍侵占了馮庸大學，學校被迫遷往北平(今北京)，并于1933年與東北大學合并，馮大6年歷史宣告結束。

硬件設施和教學水平在全國名列前茅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里蓉表示，馮庸是一位為做大事而不惜散盡家財的奇人，他堅信發展工業可以救國，而發展工業的基礎在于教育，因此，馮庸將“教育救國”視為自己的理想，終其一生都在為教育辦學而奔波。

馮庸原名馮英，其父馮德麟與張作霖同樣出身綠林，被清廷招撫后，與張同時任巡防營管帶、統領，辛亥革命后，又與張并任兩個師的師長，可以說是奉系軍閥的開山鼻祖。馮庸畢業于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本想憑借自己才能與父親的余蔭在軍界大展拳腳，卻因受到張學良疑忌而漸感仕途無望，決心脫離軍界，投身實業。1925年，馮庸在奉天小西邊門外開辦了大冶鐵工廠，為了解決生產技術難題，又在廠內設立了大冶工科學校。

日俄戰爭后，日本對東北進行政治壓迫、經濟掠奪和軍事侵略，并推行奴化教育。這使馮庸逐漸意識到，東北的落后在于教育的落后，自己應該走“教育救國”的路線，于是，馮庸決定開辦一所大學，培養優秀人才。為籌措辦學經費，馮庸曾向張作霖、吳俊升等人請求經濟上的援助，但卻被認為動機不純而遭到拒絕。

募捐的失敗并沒有動搖馮庸辦學的熱情，他決定變賣家產籌措資金，在其父馮德麟去世后不久，即開始著手進行。他在清理家產過程中，將過去其父非法霸占的土地、房產都歸還原主，還把位于北鎮與當地中小學毗鄰的房產全部捐給了學校。馮庸的義舉極大地提高了他的聲望，在當時被譽為“翩翩濁世佳公子”。最后，馮庸為創辦大學籌措資金150萬元奉大洋，還將通遼縣所有的私產土地10萬余畝及幾處商號捐作校產。

1927年春，創辦大學的時機和條件都已成熟，校舍便開始動工興建。校址選在奉天老城西15里，渾河北岸的汪家河子，定名為“馮庸大學”。僅僅用了4個多月的時間，在荒涼的曠野上便出現了一座雄偉獨特的新建筑，200余間校舍宣告建成。

創辦之初，校園內便設有教室、實驗室、辦公室、宿舍，并配有圖書館、禮堂、體育場等附屬建筑，另外還有游泳池、滑冰場及足、籃、排球等場地，各種設施應有盡有。校內還建有小型飛機場，購置了三架飛機，除馮庸自己使用外，還供“特技會”的學生學習訓練之用，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學校教師多是留學歸國的專家學者，還有一些東北大學的教授在這里兼課，教學水平很高。

重視體育實行軍事化教育及管理

據省檔案館收藏的《馮庸大學校刊》記載，為了消除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的恥辱，馮庸大學極力倡導發展體育。馮大師生每天早晨5點起床，無論寒暑，都是冷水洗浴，然后集合跑步。每天下午都有固定的體育運動時間，全校師生都要到操場上鍛煉身體，馮庸本人更是以身作則，他的百米成績是13秒，且曾在籃球比賽中一人獨得40多分。

1928年4月，北平舉辦華北運動會，馮庸親自率領30余名優秀學生代表前去觀摩學習。 9月下旬，在馮庸的提議下，第一屆東北三省聯合運動會在馮庸大學體育場開幕。經過5天的比賽，馮大僅以0.5分之差名列總分第二，在奉天名噪一時。這次運動會正如馮庸在閉幕式上所講的“開辟東三省體育之先河”。從此在東北范圍內掀起了一個大搞體育運動的熱潮，涌現出劉長春、孫桂云等優秀的體育人才。

此后，馮庸大學的體育水平突飛猛進，到1930年前后甚至超過了東北大學。馮大的足球隊和籃球隊還經常到全國各地參加比賽，1931年在華北球類比賽中獲得中級籃球錦標賽冠軍。

同時，馮庸大學還實行軍事化教育，軍事訓練制度頗具特色，在中國的綜合性大學中首次將軍事訓練作為必修課列入教學計劃。學校實行半軍事化管理，學生的衣食住行都按部隊的要求執行，學生一律穿著統一制服，還要做到“食不言，寢不語”，師生間的禮節也效仿軍隊。

凡是馮庸大學的學生，人人都要接受軍事訓練，每周不少于6小時學習軍事操典、筑壘，進行操場和野外訓練，要求學生畢業后可以擔任排長、連長。不論寒冬酷暑，學生都要到操場上跑步，在室外苦練，看上去很像軍營，所以當時人們也將馮庸大學稱為“西大營”。

家產耗盡經濟窘困被迫停辦大學

馮庸抱著救國目的，全神貫注于學校，他本人也住在校內，親自主持校政。每天清晨，當起床號吹響之時，馮庸會親自打開宿舍門，用他那根常掛在腕上的手杖不停地敲擊地板，督促學生，并高呼：“起床了”。馮庸和學生在一起就餐，留心觀察學生是否吃飽，還經常到宿舍和學生攀談，了解他們的學習生活情況。

由于馮大治學嚴謹、學風淳樸，自成立起始終運行得井然有序。但是，因為這所大學是馮庸個人出資創辦的，而“九·一八”事變后馮庸在東北的產業全部被日軍攫取，辦學經費開始入不敷出。另一方面，馮大學生大部分是東北流亡青年，無法繳納學費和生活費，再加上淞滬、熱河兩次抗戰后，馮庸本就所剩無幾的家產已消耗殆盡，馮大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

1933年9月，因經費窘困無法維系，馮庸不得不解散了創辦6年的馮庸大學，告別了昔日并肩作戰的師生們。學校停辦后，大部分學生并入了已遷校北平的東北大學。雖然馮大終結了，但馮庸和許多愛國師生仍舊以各種不同方式繼續參加抗日活動，他們矢志報國的決心和行動，為全國其他高校師生做出了表率。

1949年，馮庸隨國民黨去了臺灣。他晚年收入微薄，卻將省吃儉用攢下的20萬元新臺幣捐作“自強愛國基金”，足見其愛國之心。

1981年2月，馮庸走完了曲折傳奇的一生，他的遺愿是希望馮庸大學能夠復校。2006年，馮庸外甥張文琦代表馮庸向日本政府遞交公開信，要求對被侵華日軍損毀的馮庸大學進行民事索賠，還遼沈人民一所大學。

直到今天，沈陽還有一件當年馮庸大學的遺物，就在新華廣場附近的沈陽燃氣股份有限公司門前，有一對石獅子，下面鐫刻著工整的字跡，上書“馮庸大學校成立紀念，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八日”，見證了曾經真實存在并有著輝煌過往的馮庸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