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愛蓮活躍于中國的日子，已過去近一個世紀了。她的名字對今日的每個人都是陌生的。她1921年抵華，1940年離開，其生活與事業，談不上轟轟烈烈，所以中外典籍，對她罕有提及。但我們今日還是把她翻了出來，因為在中國新聞史上，她是值得記上一筆的。

單看她的芳名，第一印象，以為不是來自伶界，就是出身青樓。其實，她是地道的美國白人，本名叫EdnaLeeBooker。若采用今日的普通話音譯，大概可以叫艾德娜·李·布克。但她活躍在民國時代，那時的洋人若長居中國，無論是否通曉中國話，往往愛就著自己名字的母語發音，正兒八經取個中文名，而非隨便鬧個譯音。熟諳中文的如福開森、司徒雷登，不諳中文的如端納等，蓋莫如此。因此，抵華后便拜師發蒙的Booker，自然不能免俗，成了所謂“寶愛蓮”。給她取名的是上海的一位老學究王先生，用的是吳方言讀音，于是EdnaLee便讀成了“愛蓮”。假如是讓京城遺老用標準官話來取名的話，其實是應讀成“愛莉”的。

她初抵上海時，中華民國剛屆十歲，無比稚嫩，她也同樣的稚嫩。剛出校門，云英未嫁，連意中人都沒有。至于新聞從業經驗，說起來是在美國干過，其實也就是蜻蜓點水，完全不知深淺。但她好學，有激情，敢冒險，對中國懷抱無限憧憬與癡迷，不存偏見。終于，在春蕾初放的年華，就只身遠航，不遠萬里來到申城，一頭扎進了老男人壟斷的上海報界。

今日傳媒行業里，女性占了壓倒多數。大學新聞系也幾乎被女孩子壟斷。但在她那個年代，報社里絕少巾幗的身影。所以，她進了上海美資的英文《大陸報》后，成了絕對的稀有動物，被同事戲稱為“姑娘記者”(Girlreporter)。

說實在的，寶愛蓮天資一般，身為記者，對世界大事一知半解，對中國的時政與歷史更是懵然不知。中文學來學去，入不了門。母語寫作水平，看她寫的書，也乏善可陳。她在《大陸報》的作用，就是混跡于上海十里洋場各種社交場合，從半醉男女的胡話里，撈到一些花邊新聞，填塞報頭報尾，借機也替自己物色結婚對象。當然，她的存在，極大地改善了《大陸報》辦公室沉悶的氣氛。

就是在這些社交場合里，她結識了出自上海名門的宋美齡，第一次知道了中國的國民革命，興趣開始轉到了中國時局。

誠如英文諺語所說的，EveryDogHasItsDay(每只狗都會有出頭日的)，寶愛蓮的出頭日終于來了。1922年，中國北方出大事兒了。奉系張作霖與直系吳佩孚為主宰中國而爭斗，終至無可調和，準備開打。歐美媒體對此事非常關注，紛紛派員報道，而活潑好動的寶愛蓮，主動擔起了這任務，代表兩家美國新聞機構赴前線采訪。

寶愛蓮天資雖一般，勝在行動力極強。她有美國姑娘的所有優點：獨立，善動手，能吃苦，不怕臟，無嬌氣。她熱愛戶外活動，能跑，能跳，上得山，下得水，還是熟練的摩托艇運動員。所以，一說上前線，脫下晚裝，蹬掉舞鞋，換上馬褲舊衣，不管語言不通，不顧文化阻隔，擠上難民成堆的惡臭火車就走。這一點，中國女性要幾十年之后才慢慢學到。

她從上海一路北上，先在奉天采訪了張作霖、張學良，又在北京采訪了徐世昌，然后南下洛陽見到了吳佩孚。這時，她的女性身份占到了大便宜，吳佩孚對她大有好感，又是明志，又是贈詩，最后邀她共赴保定府，到家里作客。所以，寶愛蓮就以貴客的身份，在吳府內院勾留了多日，與吳太張佩蘭同吃同住，狀如親人。在西方記者中，她是真正“深入”到中國軍閥私生活里的唯一之人。而這段歷史，在有關吳佩孚的所有研究資料里，竟然付諸闕如。

寶愛蓮住進保定吳府未久，就等到了第一次直奉大戰正式開打。她冒著槍林彈雨，第一時間趕到長辛店前線，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從戰場退下時，她擠在傷兵堆里，眼看著一個個年輕生命在腳邊死去。后來換了一列火車，整節車廂除她是活人，其余全是棺材，里頭是一具具殘損的尸體。

大戰進行中，她采訪了馮玉祥，又抽空往太原采訪了閻錫山。她受槍擊，受炮轟，遭趙倜士兵的伏擊，無數次死里逃生。其勇氣與職業精神，與任何一個男同行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戰結束后，她在保定采訪了志滿意得的曹錕。回途經天津時，又采訪了將接替徐世昌的黎元洪。至此，中國北方的軍政強人已被她一網打盡了，剩下的，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群雄了。于是，她又開始計劃南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直奉大戰時，雖然戰事發生在中國首都郊外，雖然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但實時新聞報道的主力并非中文報，而是各種英文報紙，包括《字林西報》《文匯西報》《大陸報》及其晚刊《星報》。其中，尤以《大陸報》系的報道最力。至于各中文報刊，大多翻炒西報內容。翻開陳冠雄的《奉直戰云錄》，有關戰事進程之描述，通篇援引各西報的報道，無法從中文報紙中獲得點滴。中國人的事情要從外國人的報道中了解。

而《大陸報》對此場戰事的成功報道，寶愛蓮功不可沒。她“嵌入”在吳夫人張佩蘭的內院，與“嵌入”在吳佩孚前線指揮部的男同事柯羅思相呼應，立體報道了這場戰事。直到今日，他們的報道，還是了解這場戰事具體場景的基石。

從北方回上海后，寶愛蓮不及喘息，又奔赴廣州，采訪代表中國未來的革命陣營。她注定要見證歷史，甫抵廣州，便遇上陳炯明叛亂，差點送命。而這時，經歷了直奉大戰的九死一生，她已成長了，是名副其實的戰地記者，任何危險都不足以讓她放棄報道工作。她頂著炮火找到電報局，發出了陳炯明叛亂的電訊稿，成了全球第一個報道此事的西方記者。她剛走出電報局大門，兩顆炮彈落到了電報局屋頂，將建筑炸塌了。

得知孫中山已從總統府逃往永豐艦后，她又設法聯系一艘摩托艇，漏夜順珠江追尋而去，非要見到他，完成采訪任務。摩托艇駛到半途被攔截，機槍掃射過來，駕駛員當場中彈昏迷。她臨危不懼，搶過船舵，親自駕駛，逃出險境。原來，她在加州就是摩托艇愛好者，十六歲時就精于此道，沒想在遙遠的東方發揮了作用。到了永豐艦，她手腳并用爬上船舷，終于見到了孫中山和蔣介石。

寶愛蓮的經歷足以證明，她已超越了普通記者，將自己變成了一個傳奇性人物。舞文弄墨非她所長，但行動能力過人。換上稍有文采的人，只需有她經歷之十一，就足以寫出引人入勝的佳作，搏個大大的好名聲。

但對寶愛蓮來說，人生就是場體驗而已。從廣州回上海不久，她便辭去了《大陸報》的工作，只保留了國際新聞社特派員一職。隨后便是結婚，嫁給了美國人約翰·波特。長子出生后，她把國新社的工作也辭了，成了職業家庭主婦，相夫教子，就此淹沒在上海的外國人社區。

舊時代在華的外國人，無論行業與出身，都要寫書，講中國與自己。寶愛蓮也不能免俗。她一生出版過兩本書，頭一本是《新聞為重》(News is My Job，a Correspondentin War-Torn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0)，后一本是與其丈夫合作的《逃出中國》(Flight from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5)。

《民國群雄采訪錄》選取《新聞為重》一書的部分章節譯出。前文說過，寶愛蓮此人風騷不遜，而文采略輸。她的書文字乏味，內容雜亂，輕重不分，編排無序，夾雜對中國歷史謬誤百出的介紹，對時局背景毫無見地的交代，更穿插無趣之極的生活瑣事，啰啰嗦嗦。如果全盤照譯，必然不堪卒讀。因此，筆者在翻譯時只擇其精華，冀突出重點，將最具相關性的內容呈現給當代讀者。

寶愛蓮的另一本書《逃出中國》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她自己寫的，不知所云。后一部分是她丈夫波特寫的，講述他在上海淪陷后被日本人囚禁三年的生活，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可與鮑慧爾《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及其它同類作品參照閱讀。諷刺的是，波特作為美國大公司的職業經理人，無論文筆還是邏輯都遠遠好過以寫作為業的太太。至寫作此文時，《逃出中國》尚未譯成中文。

寶愛蓮在華生活了二十年，不僅自己深深卷入中國的歷史車輪，也影響了其長子小約翰·波特。他隨父母長期生活在中國，后任職于美國海軍情報部門，從事對中共的間諜活動，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獲，受監禁審訊。小波特后根據此經歷出版《九死一生》，頗為熱銷。小波特已于2014年過世，時年八十九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