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蔣介石對先父懷恨而無好感，但他們在臺北出版的回憶錄中，也對他無詆毀之詞。他的文武部屬不少人參加了反蔣、愛國的陣營。1933年，長城戰役中的二十九軍將士，是他的最后嫡系部隊;1936年西安事變，楊虎城率其第十七路軍，也是他的舊部;解放戰爭中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趙壽山、高樹勛、張克俠、何其灃等將領都是他西北軍部隊。”馮弗伐曾如是評價父親與蔣介石的關系[馮弗伐：《紀念先父馮玉祥——為迎接先父百年誕辰而作》，載《北美日報》1981年12月10日第9版。]。

其實，馮玉祥在出版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通過目錄就可以看出，其對蔣介石卻是幾盡嘲諷，如“隨便殺人的蔣介石”、“決心不守法的蔣介石”、“收買領袖不成功的蔣介石”、“說體面好不做體面事的蔣介石”、“隨便亂殺公務員的蔣介石”、“拿著人民當仇敵的蔣介石”、“一心一意要做袁世凱的蔣介石”……

因而，馮玉祥對蔣介石蓋棺論定的評價是：“二十年的光陰，我同他都在一起。他是如何的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可以說沒有一樁我是不知道的。因為每次開會，他雖然不到，他在紀念周上的表示，在與各人談話中的表示，和在三五個人聚餐時的表示，都清清楚楚的。他什么時候把狐貍尾巴露出來，我是看得清白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馮玉祥與蔣介石，從義結金蘭到兵戎相見，直到最后公開決裂，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么？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溘然病逝。這一年，馮玉祥第一次聽到“蔣介石”這個名字。但馮玉祥在向李德全口述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中對這次耳聞的蔣介石卻沒有好印象，“那一年孫總理在永豐軍艦上，有陳炯明派的一個青年帶著一個大炸彈去炸孫中山，被孫先生的人捉住了。后來有一個孫先生的外國朋友對孫先生說：‘你是中國的大總統，是一個很大的人物，度量應當寬大。’這一個放炸彈的青年的父親，是這個外國朋友的好朋友，因此他來求孫先生赦免他的死罪。孫先生完全答應了，并且說：‘年輕的孩子懂得什么，我一定釋放他。’中山先生提起筆來下了一個手諭，叫把那放炸彈的青年釋放了。臨到中山先生離開永豐軍艦的時候，蔣介石對守衛的人說：‘不要放，快快拉出去槍決了。’后來某外國人知道了那個青年被槍決了，到處說孫先生說了話不算數。實在呢，是蔣介石不服從孫先生的話，可是那個外國人，怎么會曉得那個內容呢！看看今天吧，孫先生原來說：‘人民是主人。’蔣介石把人民當奴隸;孫先生主張國家獨立，不依賴外人，并且說打倒帝國主義;今天蔣介石，是不是跪在帝國主義面前叫祖宗呢？”(《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第二年春天，馮玉祥在蒙古的首都(庫倫)聽見幾個朋友說：“廣東3月20日逮捕了很多人，那是蔣介石干的。”這天，蔣介石下令占領中山艦，逮捕時任海軍局代局長和中山艦艦長、中共黨員李之龍，并在廣州部分地區實行戒嚴。通常以為這是蔣介石向共產黨挑釁的一次陰謀，但是，這不過是由于中山艦的臨時調動引發的一場誤會。蔣介石誤以為汪精衛和蘇聯顧問季山嘉試圖把他劫持到中山艦上，送往蘇聯。事變當天下午，蔣介石取消了戒嚴，下令交還收繳的武器，并放回被軟禁的黨代表，重新恢復常態。1926年6月28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總理紀念周訓詞》中重申：“我可以明白(地講)，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與共產黨團體是沒有關系的。”因此，“我們中國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確定是要合作到底的。”

其實，1926年是馮玉祥與蔣介石蜜月期的開始。1926年7月， 蔣介石在廣州誓師北伐。同年9月17日， 馮玉祥舉行五原誓師。此時的馮、蔣未曾謀面， 但革命洪流讓他們走在了一起。馮玉祥東出潼關， 兵解西安之圍， 迅速平定甘陜，在晉北、陜西和甘肅與直、奉、晉聯軍作戰， 牽制了直奉軍閥的大量兵力，吳佩孚陷于兩線作戰。

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馮玉祥極力為蔣介石辯護，指責潼關街頭貼出的“打倒蔣介石”的標語， 嚴禁在其轄區內聲討蔣介石。5月1日，馮玉祥誓師西安，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與在南京的蔣介石政府遙相呼應， 率7路大軍近20萬人由隴入陜， 揮戈南下，與奉軍激戰于河南。6月初， 與北伐軍會師中原。從此， 馮部開始擺脫被動局面， 逐步從南口重創中復蘇， 其勢力范圍逐步擴展到中國北方和黃河流域14個城市。1989年出版的首部《蔣介石傳》作者楊樹標先生認為：“沒有蔣介石的北伐之力， 馮玉祥的國民軍便難有出頭之日; 反過來， 正是有了馮玉祥的軍事配合， 蔣介石才能夠以10萬之師， 采用遠交近攻的策略， 在不出10個月的時間里，就消滅吳佩孚、孫傳芳40萬大軍， 重創奉系精銳， 把國民革命從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 為二次北伐打下堅實的基礎， 奠定并鞏固其自身在國民黨內超乎他人之上的軍事地位。馮、蔣最初的軍事配合， 既保證了北伐戰爭的順利推進， 也促成了馮部自身的復蘇。對馮、蔣兩人來說， 這是一次雙贏的軍事合作。”[楊樹標、楊發祥：《1927-1937年馮玉祥與蔣介石的關系新論》，《天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第22頁。]

在1927年6月19日，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與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在北伐途中相遇，馮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寫道：“我們的車子過了碭山——距徐州還有一站——遇著蔣先生親自乘著車子前來相迎(那時蔣先生為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地位甚高，而猶如此謙下，如此周到，真是從學養中得來……)。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見其豐采及言談態度，無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見恨晚之情。”(《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而20年后馮玉祥在大洋彼岸想起與蔣介石的第一次謀面已經不再美好。“我看著他穿一套黃軍服，大檐軍帽，四十歲左右，五尺多高，很瘦的身材，兩個眼睛凹進去，說起話來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1947年，他如此向妻子李德全口述了對蔣介石的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