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唐玄宗正是由儉入奢而導致失敗。他在登基初年，看到當時的風俗奢靡，曾下令銷毀宮中的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將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可是到了晚年卻窮奢極欲，任人唯親，使大唐盛世一去不復返。司馬光評論說：“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可不慎哉！”唐玄宗有始無終的經驗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它提醒每個有志于成大事的人要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勤儉節約的作風，只有這樣，才能用好人，用準人，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使事業蒸蒸日上。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個悲劇色彩的人物，他既創造了國力強大、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開元盛世”，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最輝煌的一頁，但同時由于自己在用人方面的嚴重錯誤，釀成“安史之亂”，使唐朝由盛轉衰，此后一百多年大部分時間都處于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中。宰相是朝廷百官之首，掌握國家軍政大權，一個國家的治亂、強弱和興亡，關鍵就在宰相是否德才兼備。

玄宗在登基之初，深明國家治亂系于丞相的道理，不顧權臣反對，于打獵時召見時任同州刺史的姚崇，要用他出任宰相一職。姚崇吏事明敏，在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時期曾屢次出任宰相，他針對時弊，提出十條意見，問唐玄宗是否同意，能否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接受任命。唐玄宗接納了他的意見，當場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之品。此后唐玄宗勵精圖治，“每事訪于元之(即姚崇)，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

起用姚宋天下大治

姚崇曾因家有喪事請假十多天，這十多天積壓了一大堆文件，同時擔任宰相的盧懷慎沒有辦法裁決，他誠惶誠恐地向唐玄宗表示歉意。唐玄宗說：“這不怪你，我把天下大事都交給姚崇去辦，你的作用主要是坐鎮邪雅俗罷了。”姚崇請假回來，不用多長時間，就把所有文件“裁決俱盡”。盧懷慎為人清謹儉素，他知道自己處理政務的能力遠不及姚崇，所以把所有事情都推給姚崇處理，當時大家稱他為“伴食宰相”。姚崇退位后，推薦廣州都督宋璟為宰相。宋璟為人“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擔任宰相期間，“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姚崇、宋璟任宰相各有所長，姚崇善于應變成務，宋璟善于守法持正，他們雖然志操不同，但都盡心盡力輔佐唐玄宗治理國家，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

在唐玄宗執政的前二十多年，他一直堅持任人唯賢的方針，在姚宋之后，又相繼任用張嘉貞、張說、李元纮、源乾曜、宇文融、韓休、張九齡等人為宰相。張嘉貞吏事強敏;張說有才智、重文雅;李元纮以清儉著名;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宇文融善治財賦;韓休和張九齡敢直言，處事守正不阿。唐玄宗有時在宮中宴樂或后苑游獵，小有過失，都會問一問左右的人：“韓休知不知道？”每次話音剛落，韓休的諫疏就到了。唐玄宗“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舊，何不逐之！上(唐玄宗)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蒿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不聽張九齡忠言

張九齡是廣東曲江人，在任宰相期間，極力反對唐玄宗任用李林甫為宰相，他對唐玄宗說：“宰相關系國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又認為應按軍法處置不聽指揮打敗仗的安祿山，而且還對唐玄宗說安祿山“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后患”。可惜唐玄宗不僅聽不進張九齡的意見，還聽信讒言，免去張九齡的宰相職務。張九齡被貶后，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

晚年的唐玄宗見天下太平無事，以為再也不用操心了，于是深居宮中，專以聲色自娛，將政事全部交給奸相李林甫和楊貴妃的族兄楊國忠。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妒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

史稱李林甫柔佞多狡數，他和宦官以及宮中妃嬪的家屬混得很熟，對唐玄宗的一舉一動、興趣愛好都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每次奏對都深得唐玄宗的旨意。他為人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好以甘言啖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當時人們已說他“口有蜜，腹有劍”。朝中大臣凡是被唐玄宗看中的，李林甫開始都和他套近乎，到了這個人已威脅到他的地位時，就千方百計把他趕出朝廷，“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唐玄宗任用楊國忠為宰相也是一大失策。楊國忠為人“強辨而輕躁”，他倚仗楊貴妃得寵之勢一身兼領四十余使，軍國機務，“決于私家”。并且大肆收受賄賂，積縑達三千萬匹，相當于國家一年半的庸調。除此之外，他還有意激怒安祿山，使“安史之亂”提前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