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間傳說中，解縉故事迭出，為眾人津津樂道，褒獎有加。鄒元標在《解春雨學士墓志》中稱解縉“義節千秋壯，文章百代尊”，《明史·解縉列傳》記載：“(解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達。”這些都充分表達了后人對解縉的尊重和崇敬之意。那么，解縉的一生到底是怎樣的起伏波折？他的命運為什么如此坎坷，生命又如此短暫呢？

洪武二年(1369年)，解縉出生在吉水縣城東門的一個書香人家。吉水自隋末建縣以來，文風蔚然，俊杰代挺，曾出現過“一門三進士，隔河兩宰相，五里三狀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和“一門三鼎甲”的人文盛況，被譽為“人文淵源之地，文章節義之邦”。解縉的高祖解昭子于南宋成淳年間人太學，被譽為“江右八龍”之一;父親解開為元朝末年國子監生，明滅元后，朱元璋安排他當官，被他推辭，后來回到吉水當教師;母親高妙瑩出身書香門第，不僅經史、傳記、天文、地理、醫學之書皆能論析，而且善小楷、曉音律。可以說，解縉一出生就在一個祥和的家庭中接受正統的儒家文化教育。

解縉“幼穎敏”，五歲就會吟詩作對。一日早晨，母親要他掃地，然后把雞放出來。他一邊學著做事，一邊隨口吟道：“打掃庭前地，放出籠中雞。”母親說：“做事就做事，不要去念詩。”小解縉回答說：“明明是說話，怎道我吟詩？”出口成章，讓解母聽了又歡又喜。

洪武二十年(1387年)，時年18歲的解縉來到洪都(即現在的南昌)參加鄉試。他蘸墨揮毫，三下五除二就答完試卷，只等發了黃榜，圓了宿愿，再打道回府。誰料想偏偏禍從天降，就在放榜的前一天，解縉被押入大牢。

解縉很莫名其妙，不知禍從何來。主考來探監時告訴他：“你在考卷上誹謗皇上，按大明律法理應是死罪，我念你年輕，明天放你回家。”聽了主考官的話，解縉如墜入霧里般摸不著頭腦。

原來，此次科考，兵部尚書沈溍出面向主考官打了招呼，要讓他的外甥中頭名舉人。試卷改完之后，第一名非解縉不可，但兵部尚書又得罪不起。主考官左右為難之時，有一位考官硬是在解縉的試卷里雞蛋里挑骨頭，于是解縉便莫名其妙地入了獄。

解縉自持有理，大膽地問道：“各位大人、主考官，你們說我在考卷里誹謗皇上，請問是哪里誹謗？”

主考官故作鎮靜，裝腔作勢地說：“考題是《頌君》，可你卻寫‘大明滅，元國立，邦興刑，治頑弊，德法并，施取信，萬民苦，役免行……’這哪里是頌君，分明是誹謗。”

解縉一聽，覺得可笑，說：“現在聽我讀給你聽：‘大明滅元，國立邦興，刑治頑弊，德法并施，取信萬民，苦役免行。’這句句是頌君，怎么是誹謗呢？”

古人作文，文不加點，斷句斷錯，句意就變。解縉寫的是四字句，主考卻念成三字句，詞意當然迥然不同。

聽罷縉縉的吟誦，眾人一致稱贊他不愧為江南第一才子。

洪武二十一年解縉才19歲，這一年對解家來說是喜事連綿，會考時解家“一門三進士”(解縉、解縉的哥哥解倫、解縉的妹夫黃金華三人同科考取進士)。

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把解縉召到御花園，剛見面就以《垂柳》、《春風》為題要解縉賦詩二首。解縉吟道：“御柳青青近綠池，近來攫秀不違時。皇恩天地同生育，雨露無私亦共知。”

“慢慢春風入舜韶，綠柳舒葉亂鶯調。君王不肯誤聲色，何用辛勤學舞腰。”

這兩首詩迎合了朱元璋極力推崇的詩文風格：明白好懂、通道術、達時務。解縉詩中借柳說風雨，既歌頌了當今的“舜韶”盛世，又贊美了“不肯娛聲色”的“君王”。朱元璋聽罷自然是滿心喜歡，當即讓解縉把這兩首詩寫在白絹上。因解縉又寫得一手好字，朱元璋對他更是愛惜。

《明史》記載，朱元璋對解縉“甚見愛重”，見他年紀還小，尚須慢慢歷練，便授予解縉中書庶吉士，在皇帝身邊做秘書。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職，是給新科進士練習辦事的一種稱呼，因“常侍帝前”，身份顯要，其權力有多大就不言而喻。更有甚者，朱元璋曾對解縉說：“朕與爾叉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恩猶父予”是多么高的褒獎，歷史上能夠和皇帝以父子相稱的大臣恐怕只有解縉一個了。從此，解縉步入了他人生的第一個發展高峰期。當天，解縉就慷慨激昂地寫下了他人生的第一份政治宣言——《萬言書》，也稱《大庖西室封事》。

《萬言書》是一篇充滿火藥味的戰斗檄文，全篇以“封事”的形式出現，用一代政治家獨特的眼光，闡述了自己的施政新理念，實際上字字句句直指朱元璋。

《萬言書》的主要內容有：

1、批評朱元璋法令多變，刑罰嚴苛。“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提出應加強正面教育，“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身，終始如一”。

2、提出“禁絕倡優，易置寺閹”，要徹底禁止歌舞雜技藝人，另行安置和尚與宦官。同時又提出：“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為明朝的發展指明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3、批評朱元璋“臺綱不肅”，用人不當，相信“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

4、批評朱元璋濫征稅收。“土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

朱元璋是出了名的暴君，殺人如麻，僅胡惟庸一案就殺了10萬余人，而對那些拐彎抹角譏笑他的人及勸諫之人處置甚重，比如司寇錢塘抗疏入諫，被箭射死;員外郎張來碩諫止將已許配少女作宮女，被碎肉而死。解縉這般赤裸裸地批判朱元璋不是送肉上砧嗎？

可解縉并沒有因為《萬言書》而獲罪，《明史·解縉列傳》記載：“奏后，帝稱其才。”日后更加重用他。但，“塞翁失馬，焉知禍福”，膽大心直的解縉爾后做了三件事，讓朱元璋對他大為不滿。

第一件事是語嫚兵部官員。

解縉的矮在朝中是出了名的，人們都親切地叫他“解縉矮子”。解縉剛到朝廷不久，有一次到兵部去要幾個羞役，兵部的官員見解縉矮小，便口出污間說：“你個子那么矮還用得著保鏢嗎？”解縉聽了很不高興，雙方遂對罵起來。解縉的“世人笑我矮砣砣，我笑世人著衣多，倒吊起來有點墨，身高一丈又如何”一詩應是這時的作品。

兵部尚書沈溍知道這件事后，大肆渲染，添油加醋地把此事報告給皇上朱元璋。朱元璋聽了沈溍的告狀，覺得解縉確實有點“冗散自恣”(性格散漫、狂傲)，因為一點小事竟和同僚爭吵，不僅有失體統，也不懂官場潛規則。于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調解縉到江西洪都做監察御史。

第二件事是為李善氏白冤。

李善長為明朝開國大臣、朱元璋的親家，官爵封為韓國公，享受自免二死、子免一死的特殊待遇。李善長的侄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胡惟庸做宰相又是李善長推薦。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謀反案事發，5年后有人告李善長為同黨，李被罷官，10年后有人再告，77歲的李善長被誅。

當時很多大臣想為李善長鳴冤，但又人人自危，沒有一個人敢出頭。這時，虞部郎中王國用想到了解縉。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李善長死后一年，王國用找到解縉，請他代寫為李善長平反的奏疏。解縉血氣方剛，原本就認為李善長是冤死，于是應邀疾筆寫下《論韓國公冤事狀》，狀中闡述了幾條理由，如李善長被封為韓國公，已沒有謀反的功利動機;李善長年事已高，沒有去冒這個險的必要;李善長的兒子李祺是皇上的駙馬，謀反沒有外在動力等。

朱元璋看了《論韓國公冤死狀》后，大發雷霆，大罵解縉多事。

第三件事是彈劾御史袁泰。

解縉在江西洪都做監察御史時盡職盡責。監察御史是個九品官，官銜不高，但權力很大，有權對地方官員的行政、品行進行監視糾察，而且“御史糾彈，皆承密旨”，可將各級官員的情況直接面呈皇上。

解縉的上司、督察院左都御史袁泰是個奸黠小人，經常竊聽、告密、誣害與他意見相左的官吏。一次上朝，朱元璋問御史夏長文昨晚為何長嘆，有何不滿？夏長文大汗淋漓，只得將昨晚與妻子發生口角，獨坐飲酒嘆息之事照實稟告。朱元璋見他說的與告密的畫像相符，才未加罪。

御史夏長文將這件被袁泰陷害的事告知解縉后，解縉甚是生氣，對袁泰深惡痛絕，于是代夏長文草疏《論袁泰奸黠狀》彈劾袁泰。朱元璋見奏疏激昂，令有司核實后，把袁泰作了調職處罰。從此，袁泰對解縉懷恨在心。

朱元璋后來得知彈劾奏疏是解縉所為，覺得解縉過于鋒芒畢露，城府不深，容易被人利用，于是想讓他經受些挫折，讓他反思一下。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朝中辦了個千叟宴，解縉的父親解開也在邀請之列。談到解縉時，朱元璋對解開說：“解縉才學雖好，可性格太直，容易吃虧。不如你帶他回去，帶職進修。這孩子大器早成，十年后再來朝廷大用未晚。”

就這樣，一個朝氣勃勃的解縉，一個血氣方剛的解縉，一個充滿政治幻想的解縉，一個剛正不阿的解縉，一個敢想敢說敢做的解縉，隨老父回到了吉水老家。

十年后的解縉會是怎么樣呢？

解縉帶薪離職進修，心中雖有不平，但遠離朝廷，能靜下心來讀書也未嘗不是件好事。在寄給友人孟鏈的詩中，他這樣寫道：“微涼正好課書篇，熟讀千回見昔賢。七略五車都閱遍，此心高解欲無言。”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駕崩，這一消息對于解縉來講不亞于晴天霹靂。從政治上講，朱元璋許下解縉帶薪進修十年后必有重用的諾言怎么兌現？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天子還會重用解縉這位前朝寵臣嗎？從禮數上講，這個時候，解縉的母親去世才一年，服孝期未滿，遵禮不能離開。

解縉為這事左右為難，但他還是決定赴京奔國喪，其原因為：一來朱元璋的遺詔中有令，“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自己應該出來工作，輔佐新天子;二來朱元璋在世時曾經說過“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夫子”之語，世上哪里有父親去世，兒子不去吊孝之理？因此，闊別朝廷8年的解縉匆忙趕赴南京。

袁泰被解縉彈劾時只受到調離督察院工作的降職處分，朱元璋去世，朱允炆當皇帝后，他又官復原職，深得建文帝的信任。此時袁泰得知解縉回到京都，深感不安，忙上書說：“解縉母親新喪未厝，服喪未滿就離家遠行，這是不孝;太祖在世，曾令解縉回鄉攻讀，十年后才能進京，現今只在家八年就上京，違了詔旨，這是不忠。”其實，他是想利用手中職權對解縉打擊報復，更要置其于死地。

這時，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董倫出來為解縉辯解說：“太祖駕崩，解縉能置家事于不顧，來京祭奠，遵旨進京輔政，實屬難能可貴，不能殺。”

迫于壓力，建文帝下令將解縉派到河州去做了個衛吏。解縉就這樣淚流滿面、步履匆匆地來到了河州。可憐解縉一個南方人哪里抵得住北方的寒冷，不久便水土不服，高燒不退，一病不起。后來得知董倫曾在皇帝面前力保自己，如夢初醒的解縉就像在大海中撿到一根稻草，不管有用沒用，都得把它拼命抓到手。他奮筆疾書寫了封長信，派人轉交給董倫。

董倫收到解縉的書信后甚是同情，把書信拿給朱允蚊看。朱允蚊此時正在為他的叔叔們傷腦筋，看到解縉寫的“所言分封勢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昊濞之虞”之句驀然想起，當年解縉在《太平十策》里也曾寫道：“帝王的封國太大，甲兵衛士太多，軍權過重，恐怕數年以后釀成大禍。”這些都正合自己全力削藩的意圖，于是皇帝立即把解縉召為翰林待詔。

1403年，朱棣攻破南京，希望文臣之首方孝孺能夠為他起草詔書，遭到拒絕后朱棣大開殺戒，滅了方孝孺十族。最后，解縉接下了“開國詔書”這門子生意，招來了一片非議。

其實，方孝孺與解縉有著本質的區別，方孝孺是建文帝削藩的始作俑者，若他起草了這個詔書，那才是真正的叛臣反賊;而解縉不同，他是洪武時的大臣，朱元璋的寵臣，他沒有必要至死忠于建文帝。

擬完詔書后，解縉被封為侍讀，官階七品。

永樂元年(1403年)至永樂五年(1407年)，即34歲到38歲這段時間，是解縉一生最輝煌的時期，他為大明王朝、為國家作出了突出貢獻。朱棣贊揚他說：“天下不可一日無我，我則不可一日少解縉。”

解縉在永樂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編纂《太祖實錄》。《太祖實錄》在建文二年由方孝儒、王艮修編過一次。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建文帝把朱棣的生身母親定為原來元朝皇帝的妃子。解縉在修編《太祖實錄》時更正了這一明顯錯誤，據實記載朱棣為馬皇后所生，是馬皇后的第四個兒子。這一重要更正在當時當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古代等級森嚴，太平時代皇帝的繼承人更講究血統和長幼，朱棣被澄清為馬皇后所生，他當皇帝就順理成章，符合當時的法則，而不是所謂的反賊了。解縉也因此得以入值文淵閣。

文淵閣是宮廷內的一個藏書樓，后來成了知識和權利的象征，能夠去藏書樓當值的人當然是最有知識、最有水平的人。朱棣賦予了在這棟樓當班的人很大的權力——“預機務”，《明史》記載：“內閣預機務自此始。”

明朝自胡惟庸案后，就不設丞相一職，文淵閣實際代替了丞相的職務，這在明朝后期更為明顯。朱棣不僅給了解縉很高的待遇，賜五品服、金綺衣，“與尚書埒”(和尚書享受同等待遇)，還對解縉說：“代言之司，機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意思是說，討論國家大事、起草詔文是一項絕密性工作，你們天天和我在一起工作，其工作的重要性不亞于尚書。

永樂元年，朱棣來到文淵閣視察工作，問及文淵閣藏書情況，解縉回答：“尚多有闕略。”朱棣說：“士庶家倘有余資，尚欲積書，況朝廷乎？”便要解縉開出書單送禮部購買。解縉回答：“有些經典早已在戰亂中散失，皆難以尋覓。不如編纂一部文獻大成，以惠百世。”朱棣一聽解縉的建言，大呼道：“好啊！這個工作就交給你去完成。”

解縉受命監修《永樂大典》后，深知要完成這樣一部典籍，絕非少數人力所能辦到，于是他匯集全國英華，組成一支2169人的編纂隊伍，歷時5年，終于在永樂五年十一月完成，初稿名為《文獻大成》，后用了朱棣的年號，更名為《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共計11095冊，22877卷，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陰陽、醫術、占卜、釋藏、道經、戲劇、工藝、農藝，收錄上自先秦，下至明初各種書籍七八千余種，涵蓋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知識財富。

作為這部巨著的總設計師、總工程師，解縉提出的“刊定凡例、刪述去取，并包古今，搜羅隱括，糾悉靡遺”的指導思想，對《永樂大典》的修纂起了明確的指導作用。但讓人遺憾的是，在《永樂大典》的慶功會上，卻沒有才高八斗、功勛卓著的解縉的身影。因為就在9個月前，解縉被貶到了廣西做布政司參議。

一向頗受恩寵的解縉為什么在《永樂大典》大功告成之前被貶謫呢？

永樂年間，太子之爭異常激烈，時間長達20年之久。在這政治漩渦中，不少高官遭受牽連，被囚或被殺，解縉就是這場斗爭的殉職者和犧牲品。

朱棣有三個兒子，長子朱高熾，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這三個兒子各有其特點，朱高熾仁慈，朱高煦暴戾，朱高燧驕橫，三人背后都有一批王公貴族、文臣武將支持他們。但在朱棣的天平上權衡的主要是：長子朱高熾和次子朱高煦。

朱高熾有四張王牌：第一，他是長子，在封建社會“立子為長”的年代，他占有絕對優勢。第二，有一批像解縉一樣的正統文官支持他，應該說，文淵閣的七人領導小組都投了他的贊成票。第三，他生了一個好兒子朱瞻基，朱棣認為孫子朱瞻基像他。第四，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朱棣夢見朱元璋將一塊寶玉傳給他，寶玉上刻有“傳之子孫，永世其昌”八個字。

朱高煦也有四張王牌：第一，他長得帥氣。朱高熾肥胖，眼睛也不好，沒有做皇帝的樣子，朱高煦卻身體強壯、一表人才。第二，有一批像丘福、王寧這樣的王公貴族以及武將支持他。第三，在靖難之役中他屢立奇功。第四，朱棣曾對他說：“勉力，世子多疾。”等于說，“你努力吧，你哥多病，活不長，將來太子之位是你的。”

永樂二年，朱棣征求群臣的意見，為立王儲作準備。他先問手下的武將以及駙馬王寧、淇國公丘福等人，得到的答案幾乎是一致的——立朱高煦。朱棣再問手下的文臣，得到的答案也很統一——立長子朱高熾。

猶豫不決的朱棣，最后想到了內閣參謀部的一把手——文淵閣首輔解縉。朱棣把解縉獨自叫到了書房，推心置腹說出了心里話，慎重征求意見。解縉闡述了四點意見：第一，朱高熾仁厚，天下歸心。在燕京保衛戰中，婦女、兒童都能為他而戰，保住了朱棣的根據地北平，使他安心在外征戰而無后顧之憂。第二，自古立子為長，若棄長立次，必興爭端，天下不得太平。第三，朱元璋說過“得天下靠武將，治國平天下卻不能單憑勇武”。第四，皇長子且不計，難道不顧及好皇孫嗎？這可是朱棣的軟肋，這可是代代后繼有人的大問題啊！

解縉說的四點意見句句在理，字字打到朱棣的心坎上。于是朱棣作出決定，立朱高熾為太子，同時任命解縉為右春坊大學士(太子辦公室副主任)。但朱高煦的支持者對解縉卻非常不滿，甚至充滿仇恨，千方百計想著陷害他。如漢王朱高煦因立太子之事，對解縉恨之入骨，常給解縉小鞋穿;錦衣衛指揮使紀綱“刺廷臣陰事，以希上指，帝以為忠，被殘殺者不可勝數”，解縉多次彈劾他貪得無厭，專告陰狀，因此頗受紀綱忌恨;左都御史陳瑛“天性殘忍，以訐發為能，受帝寵任”，解縉對陳瑛“奸險、苛刻”十分不滿，亦多次向朱棣彈劾他，引起陳瑛的極度不滿。

由于有這么一群人聯合起來處處針對解縉，解縉不但工作難以施展，性命也時時刻刻處在危險之中。

永樂五年二月，在討論是否在安南設郡縣的會議上，解縉的意見和朱棣相左，奸臣抓住時機群起而攻之，把解縉趕出了朝廷，將他貶到西部的廣西當布政司參議。

被貶廣西后，解縉的心涼到了極點。廣西當地的百姓、官員對他分外尊敬，在百姓的熱情中，解縉終于拋棄了不快，接受了現實，不僅在廣西認真工作，還暢游了當地的名勝古跡。

解縉在西部辛辛苦苦工作，而無事生非的在朝小人卻落井下石，又向朱棣奏上一本，說解縉在廣西游山玩水，作詩題詞不算，還經常發牢騷說自己冤枉。朱棣信以為真，解縉于是又被改貶為交趾布政司右參議，督餉化州(今越南涼州)。

永樂八年一月，朱棣要解縉進京匯報在交趾的工作情況。讓一個布政司右參議進京匯報工作，確實讓人匪夷所思，難道是朱棣想重新啟用解縉？

二月，解縉從遙遠的南方一路勞頓回到南京，不巧的是，朱棣卻在前幾天親率50萬大軍前往北方打仗去了。朱棣這一戰就是近一年時間，解縉這一等就是十個多月。

歷史就是這樣讓人難以理解，如果朱棣早些回朝;如果解縉再多等一下，不去見太子，那么，他的人生命運將會出現奇跡般的改變。

解縉沒有見到朱棣，等了近一年，等到覺得不能再等的情況下，他決定向監國太子朱高熾作工作匯報，隨后便返回交趾。

不知他是否想過這么做是大忌，或者他覺得自己行得正，不怕影子歪？孰不知，他這一行為給了日夜忌恨他的人又一個報復的機會。

朱高煦無時無刻不在盯著太子朱高熾，現在紀綱差人來報，說解縉去向太子匯報工作。這一消息讓他欣喜若狂，這個機會他哪舍得放棄，于是一場大的陰謀開始了。

朱棣回京后，朱高煦立刻向朱棣報告，說解縉私見東宮太子。

北歸的朱棣此時心情很壞。雖然這次親征打了勝仗，可寵幸的愛妃卻在歸途中死去了，這股怨氣正無處發泄，聽得朱高煦狀告解縉私結太子，圖謀不軌，便氣不打一處來，于是立即詔令逮捕解縉入獄，此為永樂九年六月。

解縉被捕入獄后，在天牢里一坐就是五年多。

永樂十三年(1415年)冬，錦衣衛的一把手紀綱照例向朱棣呈上囚在天牢中的罪犯花名冊，朱棣無意中翻看時，“解縉”兩個字映入他的眼簾，朱棣不禁說了句：“縉猶在耶？”

朱棣這句摸不著頭腦的話，是希望解縉死，還是希望解縉活呢？

此時，朱高煦已被朱棣強迫去封地青州，太子朱高熾的危情已趨于平穩，太子黨已開始復蘇，在這種情況下，朱棣沒有殺解縉的必要。但紀綱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把朱棣的“縉猶在耶”當成了殺無赦的金口玉言。漢王朱高煦密囑他見機行事，更堅定了紀綱要害死解縉的決心。但怎樣才能讓解縉死掉？紀綱怔怔地望著窗外下著的大雪，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關于解縉的死，學術界有多種說法：有的學者認為，解縉是被紀綱用毒酒毒死的;也有的學者認為，解縉是被紀綱用酒灌醉后，掩埋在積雪中而死，因為《明史》中載：“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

我們寧愿相信，解縉捧著酒壇立在獄中門外，任由寒風刀刮似的吹過，心血卻澎湃如潮，沸騰不已。他迎著風雪，喝著酒，思緒萬千，他也想到了酒里可能會有毒，但他更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理，死何所懼哉？！

于是，解縉“醉”了，“醉”倒在雪地中。

大雪雖掩埋了解縉的身軀，卻掩埋不了他的勇氣和才氣，那激揚的《萬言書》，那浩瀚的《永樂大典》，將如日月彪炳千古，如瓊花蕩滌著世間的污垢和奸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