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精衛叛國集團中，高宗武是一位關鍵人物，他是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有名的“日本通”，可以說，沒有高宗武，汪精衛就是有心投敵也叛國無門。然而，當汪精衛踏上賊船，簽訂賣國協定之后，高宗武卻立刻反水，與陶希圣一道潛至香港，并公開日汪秘密協定，從而使汪精衛漢奸嘴臉大白于天下，政治上陷入極大的被動。這就是當時有名的“高陶事件”。

對于高宗武這種行為，歷史上不外兩種解釋。傳統的觀點認為他是懸崖勒馬，幡然悔悟。但也有人認為他是身負秘密使命，朱子家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中這樣寫道：“高宗武是最早、也是最熱心于談和的人，從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即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兩年起，即與吳震修對日人西義顯有所聯絡。至抗戰發生以后，他是奉蔣氏之命在港專門擔任對日的情報聯系工作。他曾經親往日本與上海，以全力來謀致和平之實現，不幸日本兩度拒絕了他經手的與重慶談和，以致功敗垂成。乃轉而通過梅思平而拉攏陶希圣，由陶希圣而攛掇汪精衛。汪氏既以脫離重慶而至上海，組織政權也已決定。論理，高宗武大功告成，開國之勛，大可封侯分賞，而他終于到了這最重要的關頭，自棄前功，潛行叛逃。別的人還可說因不滿于日方所提出的條件而迷途知返，但對高宗武來說，絕無此理。他最知道日本人，而且從戰前到戰時，一直由他與日方談判，停戰的初步條件，還是由他與梅思平所共同草擬而提交給日本參謀本部的謀略課長影佐禎昭的。他明白日本的態度與日本的底牌，已非一日，又何至于臨時變計。”

因此，朱子家提出了自己的大膽猜測：“總括一句話，高宗武搞和談，對公，是向蔣氏效忠;對私，則要由他包辦。他最后的改變目標而抬出汪先生來，則以日本兩度關閉了對蔣先生和談之門，或許是他在失敗中想死里求生;也或許他暗中奉到了別一項的使命。”

朱子家的猜測雖然不無道理，但缺乏系統性。而《陷阱——汪精衛叛國案新探》一書，則對高宗武的真實身份作了全面的考察。

首先從高宗武與汪精衛、蔣介石的關系看，盡管高宗武聲稱蔣介石過于嚴峻，不如汪精衛熱情近人，但他與蔣介石的關系卻是非同一般。蔣介石不僅將他從一位普通的教授提拔為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有著所謂的知遇之恩，高宗武的夫人還是由宋美齡搭的紅線呢。

再從汪精衛叛國的過程看，這件事由周佛海策劃，高宗武具體執行，先是由周向蔣介石申請建立所謂日本問題研究所，以搜集日本情報為名，將高宗武派至香港開展工作，而真正的目的，則是離開漢口，與日本人接上關系。

從表面上看，他們似乎騙過了蔣介石，不僅獲得了允許，還得到了每月六千美金的活動費。然而此事為外交部長王寵惠知道，因不滿于蔣介石越級指揮，遂堅決反對，迫使蔣介石在表面上收回成命。

令人費解的是，高宗武卻抗命潛出漢口并去了上海。要知道，戰爭時期，一方的政府要員私自去對方的占領區，這無疑是叛國通敵的行為，高宗武為什么如此大膽？

更讓人懷疑的是，在高宗武走后的第二天，周佛海向蔣介石報告：“高宗武在漢口得到情報，所以他到上海去了。”蔣介石只是順口答了一句：“是嗎？”并未追問下去。要知道，周佛海以前向蔣介石提交的搜集情報的計劃與此時報告高宗武的行蹤，在地點上是有著很大區別的，一向精明如斯的蔣介石卻故作糊涂，豈不是咄咄怪事！

因此，“陷阱”一書作者提出自己的觀點，以蔣介石與高宗武的關系，以他駕馭部下的手段，蔣介石并非對此事不知情。然而因情勢所限，許多事情他不方便直接出面或表態，如這類私下與日求和的敏感問題。他更愿意隱身幕后，見機而動，成則收其功，敗則一推了之。

從史料記載看，高宗武除了此次外出和日本人聯系外，還曾再去香港，而且是奉了蔣介石的命令，這一點，在周佛海1938年6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得很清楚：“晚，武來見，云奉令明日赴港，談半小時，握手而別，將來再會何處，實難預測。”

此次香港之行，高宗武猶未盡意，竟然跑到了日本，并推出了汪精衛充當“和平”運動的領袖，從而打通了汪精衛叛國的通道。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吃里扒外的行為，蔣介石是最不能容忍的，卻為何睜只眼閉只眼，以至于高宗武出入國境如出家門堂而皇之，有時甚至夫妻聯袂。像這種已屬叛國的行為，為什么事先不制止，事后不制裁？這一切，只能有一個解釋，高宗武所作所為乃是奉命行事，所以才有恃無恐。

根據以往的研究以及一些史料反映，高宗武自去了東京后再也沒有回過漢口，因為高宗武聲稱，他怕受到蔣介石的懲罰，或者再進入漢口就出不來了。

然而，據當時行政院簡任秘書兼軍事委員會秘書處長、侍從室第二處第四組秘書、后來也落水做了漢奸的羅君強回憶，他清楚地記得，高宗武從東京經香港回到漢口，是蔣的侍從室主任陳布雷特意命他前往機場妥慎迎接。到機場才發現，行政院副院長張群也屈駕在此。接到高宗武，羅君強親自為其提行篋，以免特務檢查，橫生出枝節，還送他上了車。高宗武隨即與張群同車，馳赴陳布雷處。至于高宗武帶回什么文件，與蔣介石談話情形如何，他一概不知。高宗武的下榻處是在漢口舊法租界德明飯店。要知道，高宗武在漢口時間并不長，以前回來多是住周佛海家，甚至連夫人也一起帶去，這一次卻孤身一人，足不出戶，連此事的始作俑者周佛海都蒙在鼓里。

日本人首先對高宗武的真實身份產生了懷疑，在重光堂密談期間，他們發現，參加會談的另一位汪方人員梅思平態度認真，為一些條款爭論不休，這種現象是正常的，縱然是漢奸，賣國時也是心有忌憚有心理底線的。而高宗武卻表現出很隨意，心不在焉，對一些條款很不在乎，甚至是非常隨意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張。

因此，日本方面對高宗武進行了考察，在香港，有一個日本特務有意識向高提供了一份假情報，還特別虛構了一個細節，不出幾天，重慶的報紙就披露了這條假消息，其中赫然就有這條虛構的細節。所以，當后來汪精衛一行前往日本會談時，日方曾有意將高宗武置于死地，只是汪精衛擔心讓同黨心生寒意，才阻止了日本人的行為。

日本前首相犬養毅的三公子犬養健也曾參加過誘降汪精衛的行動，與高宗武私交甚好，戰后他還在美國見過高宗武，并因此寫了一本回憶錄《揚子江在奔流》。在這本書中，他回憶說，日本參謀本部的謀略課長影佐禎昭曾認為，日本方面將汪精衛作為和談對手是一種失策，而這種失策正是由于高宗武的誤導：

高這個人不可信，帝國政府之所以選擇汪兆銘，就是聽了他所傳達的信息，重光堂密議，也是他保證汪有力量，能動員十個師的兵力。現在一切都清楚了，我們寄希望的龍云沒來，余漢謀沒來，劉湘沒來，何應欽沒來，汪手上根本就沒有一兵一卒，沒有力量收拾殘局，帝國政府棄蔣而用汪，是失策了。這種偏差，是高將我們導入歧途的。

犬養健發現，在上海期間，高宗武有許多反常行為，當時軍統特工在滬上活躍非凡，汪派干部懾于對方的暗殺，對外出進行了限制，周佛海、梅思平等人都輕易不外出，只有高宗武行動例外，特別有恃無恐。他也曾與高外出過幾次，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走散。通過調查，犬養健了解到，高每次都是去了一家叫做“仙樂斯”的夜總會，而這家夜總會原屬杜月笙的名下，顯然是軍統活動的一個據點。就在這家夜總會，高宗武開始了反水的密謀。

在反水之前，高宗武還盜走了日汪《密約》，將汪精衛的賣國行徑大白于天下，以致人神共憤，群起而指。在高宗武逃離上海前，他甚至還想策反日本國會議員——他引為朋友的犬養健，邀請他去重慶。此事若成功，可以想像到當時能夠產生的政治影響。

反水后的高宗武一直保持著低調，從此隱姓埋名，身負如此重大隱秘，這也是適當的安排之一。但是蔣介石并沒有忘記他，1940年6月至1942年5月，侍從室主任陳布雷曾三電駐美大使胡適，請他對高宗武妥為照顧，這無疑出自蔣介石的授意。

在隱居的這段日子里，高宗武絕口不提往事，以至其真實身份仍然云山霧罩，以往人們的懷疑與推論還缺少當事人的承認及板上釘釘的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