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和史迪威關系不睦，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赫爾利有所耳聞，為了大局，他在兩人中間進行了選擇，開始決定支持史迪威，給蔣介石發出“哀的美頓”書;誰知突然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轉彎，決定撤回史迪威，維護蔣介石的地位。這其中的謎底如何呢？

1944年7月下旬，史迪威奉命前往斯里蘭卡的康體，代理東南亞盟軍最高司令之職。8月4日，一直惦念收復緬北戰事的史迪威將軍，接到中國遠征軍攻克密支那的電報，他如釋重負，在日記里寫道：“謝天謝地，今天上午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可擔心的了。不管怎樣，歇它五分鐘。”

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三天后，史迪威就被晉升為四星上將。這足以證明他在中印緬戰區所做出的貢獻。

9月6日，史迪威飛回重慶。第二天，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爾利到達重慶。赫爾利的使命主要是調解史迪威與蔣介石日益加劇的矛盾，以維護兩國共同的利益。蔣介石與史迪威，一個是中國戰區總司令;一個是中國戰區參謀長，他們長期不睦。

史迪威能征善戰，嫉惡如仇，富有正義感。1942年，史奉命來華擔任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官和蔣介石的參謀長。不久他就發現，國民黨軍將領素質低，軍隊的戰斗力十分低下，必須予以徹底改組，重新訓練;對雜牌軍也應一視同仁，迅速提高其戰斗力。他還認為，中共領導的軍隊是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國援華物資要分給他們，使這批戰爭物資真正用來打擊日軍，而不是被腐化分子拿到黑市上去賣高價。為此，蔣介石曾對人憤憤地說：“既然我已經弄清楚，史迪威將軍并不打算與我合作，而且他自以為是被任命來指揮的，那么，這一切就到此為止吧！”他多次要求羅斯福撤回史迪威，另派高明。

944年春，日軍在中國發動了旨在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戰爭，在短短數月中，國民黨軍隊不堪一擊，望風披靡，整個抗日形勢逆轉，引起了美國方面的反感。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歇爾向羅斯福總統建議：中國局勢日趨惡化，扭轉局勢的關鍵在于統一指揮中國地面部隊之權授予一人，惟有史迪威足當此任。于是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要求其將中國所有抗日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這時，日本為挑撥中美關系，在廣播里造謠說：“史迪威陰謀廢黜蔣介石，自己在中國當王。”在這種情況下，史、蔣矛盾日趨嚴重，已經影響了抗日大局。羅斯福總統為解決中國危機，特派赫爾利來華，解決兩人之間的問題。

赫爾利帶來了羅斯福總統給蔣介石的一份“哀的美敦書”式的電報，要求蔣放權給史迪威，否則美國將停止援助。赫爾利將此電報交給了史迪威。

史迪威把這份電報內容譯成中文后，馬上驅車至重慶江北的避暑勝地見蔣，正好遇見也在那里的赫爾利。赫爾利看了電報內容立即嚷了起來：“不行，不行！諸事只可協商，萬萬不可強逼。”

史迪威冷冷地回答說：“我無權擱置總統的電文。”

赫爾利見事情無可挽回，嘆息道：“任何一國領袖都難以容忍如此侮辱，現在有好戲看了！”

史迪威進入會客室后，大家寒暄幾句，史迪威把羅斯福電報拿在手中，對蔣介石說：“這是羅斯福總統給您的電報。”說著，把電報交給翻譯。

赫爾利見狀，恐過分傷了蔣的面子，站起來說：“電報已附有譯文，委員長可以自閱。”

蔣介石接過電報，看了幾行，不禁勃然作色，重重地將電報摔在桌上，低聲道：“我懂了！”接著坐下來，憤怒地喘著粗氣，好長時間沒有說話。

這時，赫爾利出來打圓場，說：“事情需要考慮，我們先回去吧！”他后來對其秘書說：“我們做了一件蠢事，把事情搞復雜了。史迪威硬得很，本來問題就不容易解決，現在火上加油，就更不易解決了。華盛頓把蔣介石看得太簡單，把解決中國問題看得太容易，才做出這樣的錯事。”

危機再次發生。蔣介石立即召集了一次高級干部會議，歷數史迪威的所作所為，最后表示不惜任何代價，哪怕是得不到美國人一分錢的援助，也要“豁出去了”，一定要把史迪威趕回去。

赫爾利得知此事，一連幾天輾轉難以成眠，考慮著他這個調解人應該如何表態。他認為，相對而言，調回一個史迪威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如果失去蔣介石乃至中國，在同盟國共同作戰的前途上，麻煩就多了。因此，他在致羅斯福總統的電文中如此寫道：“就我所知，再也沒有比蔣介石這樣富有領導才干的中國人了。蔣介石和史迪威是勢不兩立的。現在是必須做出抉擇的時刻了，如果再支持史迪威，則將失去蔣委員長，甚至還可能失去中國。”

這封電報飛越太平洋，傳到了白宮羅斯福手中，而且很快產生了作用。為不失去蔣介石和中美關系，維護世界反法西斯的大局，羅斯福終于下定決心，必須撤回史迪威，另派魏德邁接替他。

同年10月14日，“斧子終于砍下來了！”馬歇爾召回史迪威的電報到了重慶。中印緬戰區被分開，由蘇爾坦將軍負責印緬，另由魏德邁將軍專門負責指揮在華美軍。

1O月21日，史迪威離開重慶，乘飛機飛往昆明，在那里接見了他曾指揮、合作過的中國軍官。之后，飛機專門飛往密支那上空。凝視著曾戰斗過的地方，史迪威發出“別了，中印緬戰區”的感慨，回到美國。

蔣介石知道，在關鍵時刻是赫爾利幫了他，因此對赫爾利感激不盡。后來在羅斯福面前稱他是一個“罕見的、通曉人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