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共有6個子女，即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三子陳松年、四子陳鶴年(后改名陳哲民)、長女陳玉瑩、次女陳子美(其中，延年、喬年、松年、玉瑩為陳獨秀和結(jié)發(fā)妻子高曉嵐所生，鶴年、子美為陳獨秀與高曼君所生)。這6個子女，大都走上了獻身革命、自立自強的道路，其中，陳延年和陳喬年，同是中共早期領(lǐng)導人，在革命斗爭中壯烈犧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之所以能夠獻身革命、自立自強，是與陳獨秀的教子有方分不開的。

疼愛而不溺愛，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死于國民黨手中

長子陳延年

同天下所有父母一樣，陳獨秀對自己的子女非常疼愛。但是，陳獨秀常年為革命奔走，公而忘私，無暇顧及家庭子女，不僅未能在家庭生活上給子女帶來幸福，反而還曾因他從事革命活動而連累了家人，危及子女的生命安全。在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安徽都督柏文蔚、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被袁世凱的爪牙倪嗣沖通緝。由于柏文蔚、陳獨秀迅速逃往上海，倪嗣沖沒有抓到他們，便對陳獨秀在安慶的家人進行迫害。他們將魔爪伸向陳獨秀的兩個尚未成年的兒子延年和喬年，并揚言要斬草除根。幸好陳家事先得到了消息，讓延年和喬年去鄉(xiāng)間躲避，倪嗣沖才未能得逞。延年和喬年在鄉(xiāng)間躲了一段時間之后又回到了安慶。隨著年齡的增長，兄弟倆越來越感到，在安慶這個小地方，已經(jīng)學不到更多的知識了，他們渴望外出求學。他們的這一愿望和志向得到了祖母和母親的默許。

1915年夏天，陳獨秀從日本返回上海，開始籌辦《新青年》雜志之事。就在這時，他接到了安慶老家的來信，得知延年、喬年兄弟倆想出來讀書的消息。陳獨秀感到兒子已經(jīng)長大，應當讓他們出來闖一闖。因此，他對延年、喬年兄弟倆的想法表示贊成，并回信讓他們立即到上海來。

于是，兄弟倆辭別母親和祖母，乘舟東下，于1915年冬天抵達上海。那時延年17歲，而喬年才13歲。兄弟倆初到上海時，一度與父親住在一起。然而，沒過多久，他們就從父親住處搬出，寄宿于《新青年》雜志發(fā)行所店堂，白天在外工作，謀生自給，晚上則去法國巡捕房附設的法語學校學習法文，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當時，陳獨秀雖然已聞名全國，但收入?yún)s不多，每月給兄弟倆的錢為數(shù)很少，只能維持他們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開支全由兄弟倆自己謀取。平時，延年兄弟倆只能“食則侉餅，飲則自來水”。由于生活艱苦，“故顏色憔枯，人多惜之”。

對延年兄弟倆的生活狀況，旁人都以為太苦，常表憐憫之意，但他們自己卻處之泰然，毫無怨言，有意識地要在艱苦環(huán)境中磨煉自己。作為父親，陳獨秀也支持孩子們在艱難困苦的環(huán)境中自創(chuàng)前程，讓他們更好地成長起來，將來成為有用之材。這讓既是姨母又是繼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她曾數(shù)次苦勸陳獨秀讓孩子們回家食住，還通過陳獨秀的老友潘贊化代為懇求陳獨秀，但陳獨秀總不以為然，說那樣姑息養(yǎng)奸，不可！他以為高君曼“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chuàng)前途可也”。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沒有辜負陳獨秀的良苦用心。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勤奮學習，自立自強，后來一起考進了震旦大學。1920年2月初，他們又一起到法國勤工儉學。對于延年、喬年出國留學的愿望，陳獨秀完全贊成，并勸過兄弟倆去蘇俄留學。可是延年、喬年當時由于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對蘇俄有些反感，堅持要去法國。他們在法國期間，逐漸了解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一度信仰的無政府主義產(chǎn)生了懷疑，最終同無政府主義決裂，轉(zhuǎn)而信仰馬克思主義。此后，延年和喬年先后參加了旅歐共產(chǎn)主義組織——中國少年共產(chǎn)黨和法國共產(chǎn)黨。1922年冬，兄弟倆又一起轉(zhuǎn)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喬年兄弟倆及趙世炎、王若飛等12人離開法國到蘇聯(lián)學習。4月中旬，他們抵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chǎn)主義大學”和“東方大學”學習。在莫斯科期間，兄弟倆更加系統(tǒng)地學習和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研究了俄國革命和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經(jīng)驗，終于成為堅定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

1924年夏天，由于國內(nèi)革命工作需要，陳延年奉調(diào)回國。兩個月后，他返回闊別了4年多的上海，并與當時在上海的父親陳獨秀團聚。陳延年回國后，中共中央立即討論了他的工作問題。作為黨的最高領(lǐng)導人的陳獨秀，并沒有將自己的兒子留在中央機關(guān)，留在自己身邊。而同過去一樣，他希望延年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因此，陳延年很快被派往當時革命的中心和階級斗爭極為尖銳復雜的廣東去工作。

到廣東之初，陳延年負責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1924年底、1925年初，他接替周恩來，任中共廣東區(qū)委書記，直到1927年3月奉命離開廣東。在此期間，他和周恩來、彭湃、毛澤東等人一起，領(lǐng)導了廣東的工人運動、農(nóng)民運動、青年運動和統(tǒng)戰(zhàn)工作，并將起初只有幾百名黨員的廣東黨組織發(fā)展成為擁有數(shù)千名黨員、領(lǐng)導數(shù)百萬工農(nóng)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的領(lǐng)導核心。他在廣東最突出的功績是成功地領(lǐng)導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毛澤東當時就稱贊他是“黨內(nèi)不可多得的人才”，還有人稱他是“共產(chǎn)黨中的兩廣王”。特別難能可貴的是，陳延年對陳獨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堅持獨立思考，從實際出發(fā)，決不盲從。他曾多次在中共廣東區(qū)委會議上說：“我和老頭子是父子關(guān)系，但我是共產(chǎn)黨員，我堅決反對妥協(xié)退讓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的鮮明態(tài)度和堅持原則的精神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稱贊。

1927年3月，陳延年率中共五大廣東代表團離開廣州，北上武漢，準備出席黨的五大。可是剛到武漢不久，在武漢的中共中央領(lǐng)導人就決定派他和李立三、聶榮臻等人火速趕往上海，傳達中央關(guān)于開展反蔣斗爭的指示。他們剛到南京，便獲悉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上海后，陳延年接替羅亦農(nóng)擔任中共江浙區(qū)委書記。他雖因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中共五大，但仍被大會選為黨的第五屆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

陳延年擔任中共江浙區(qū)委書記時，可謂受命于危難之際。四一二政變后，大批優(yōu)秀的共產(chǎn)黨員慘遭殺害。面對如此險惡的形勢，陳延年毫不畏懼，勇敢地承擔起重整黨組織的重任。他與擔任區(qū)委組織部長的趙世炎一起，開始為恢復被摧殘的黨和工會組織日夜奔忙。陳延年在上海工作的時間并不長，1927年6月下旬，他就因叛徒出賣而被捕了。反共頭目吳稚暉聽說陳延年被捕，欣喜若狂地大叫：“好了！好了！老陳(指陳獨秀)沒有用，小陳可怕;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太平了。”他一面報告蔣介石，一面立即給當時的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發(fā)了一封所謂的“賀函”。楊虎立即下令嚴加審訊。面對兇殘的敵人，陳延年毫不畏懼。敵人用盡酷刑，也沒能從他嘴里掏出任何需要的東西，只好將他殺害來泄憤。1927年7月4日深夜，國民黨反動派將陳延年秘密處死。陳延年在犧牲的時候非常壯烈，當敵人要他下跪時，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號，雖然幾個執(zhí)刑的士兵用力將他按住，但當劊子手松手揮刀時，他突然一躍而起，遂被按在地上用亂刀砍死。陳延年犧牲時，年僅29歲。面對死亡，他仍如此堅強，寧死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和氣概，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當陳獨秀得知自己的長子被害的消息之后，一連好幾天不說一句話，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默默承受著喪子之痛。

次子陳喬年

陳喬年于1925年春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國工作。他一到北京，就被任命為中共北方區(qū)委組織部長，與擔任區(qū)委書記的李大釗一起工作。在這一時期，他積極參與中共北方區(qū)委的重大決策，并同李大釗、趙世炎等人一起，為發(fā)動各界群眾與北洋軍閥政府斗爭作了大量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使北方地區(qū)的革命運動出現(xiàn)了一個又一個高潮。

1926年下半年，陳喬年離京南下，并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時間。在1927年4月召開的五大上，陳喬年和他的父親陳獨秀、胞兄陳延年一起當選為中央委員。父子三人同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黨的五大結(jié)束后，根據(jù)中共中央決定，陳喬年留在武漢，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并代理部長李維漢主持中央組織部的工作。作為中央委員，陳喬年出席了黨的八七會議，并表示完全擁護會議對自己父親的錯誤所作的批評，擁護黨確定的新的方針政策。八七會議后，陳喬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不久，又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告密，陳喬年在開會時被捕。從被捕的第一天起，陳喬年就清楚地知道，由于他擔任了黨的重要職務，又是陳獨秀的兒子，必死無疑。他將生死置之度外，沒有絲毫畏懼，也沒有任何懊喪。他所考慮的，只是如何繼續(xù)同敵人作斗爭。當他的身份暴露后，他從獄中托人轉(zhuǎn)告黨組織，請求黨不要再為營救他費心和花錢，同時繼續(xù)在獄中同敵人進行英勇的斗爭。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龍華的楓林橋畔，灑盡了最后一滴血，時年僅26歲。

陳獨秀得知自己的又一個兒子慘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下后，極其悲痛。這個性格剛強的硬漢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淚。

陳延年、陳喬年犧牲的消息，遠在安慶老家的高曉嵐并不知道。她一直為他們兩個的安危擔憂。為了打聽他們的消息，她讓長女陳玉瑩來到上海。不料，陳玉瑩到上海得知哥哥延年和弟弟喬年都已犧牲的消息后，由于傷心過度，一病不起。就在喬年犧牲的同一年，玉瑩也病死在上海寶龍醫(yī)院。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三個親生骨肉接二連三地慘死，作為父親的陳獨秀，其萬分悲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三子陳松年窯廠工作30年，1980年退休

陳獨秀一生中，曾于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日四次被捕，先后坐過北洋軍閥政府、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政府的監(jiān)獄。陳獨秀不畏懼坐牢，在獄中，始終保持著昂揚正氣，錚錚鐵骨，不向敵人屈膝投降。陳獨秀言語不多，不善辭令，但他的一身正氣和硬骨頭精神卻深深影響了自己的子女。

陳獨秀第四次被捕后，國民黨最高法院于1933年6月底以所謂“進行叛國的文字宣傳”之罪名，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8年。隨即，陳獨秀被關(guān)進南京第一模范監(jiān)獄(又名老虎橋監(jiān)獄)。之后，他的三子陳松年、四子陳鶴年、女兒陳子美都曾去監(jiān)獄探望。

陳松年第一次去南京探監(jiān)時，由于終于見到了朝思暮想的父親，悲喜交加，激動得一時竟不知說什么好，唯有傷心落淚。這時，陳獨秀不但沒有安慰他，反而嚴厲訓斥他。陳獨秀對這個多年不見的兒子所講的第一句話是：“沒出息！”

在一般人看來，陳獨秀這樣做似乎不近人情，其實，這正是他與眾不同之處。自獻身革命以來，他雖犯過不少錯誤，走過不少彎路，但有一點卻是始終不變的，那就是從不向惡勢力低頭，從不因處境艱難而悲觀失望。自身如此，他當然也不希望自己的兒子表現(xiàn)得過于懦弱，看到兒子傷心落淚，便免不了加以訓斥。以前，陳松年雖然多次聽祖母、母親及其他人說過父親的倔強脾氣、堅強性格，卻從未直接感受過。這一次，他總算親自領(lǐng)教了父親的厲害，而且印象至深，永世難忘。后來，陳松年同父親接觸多了，耳濡目染，學到不少東西。他雖然沒有像父親那樣經(jīng)歷過大風大浪，但在自己的一生中，也遇到了不少艱難曲折，每次他都能像父親一樣，剛正不阿，泰然處之。陳松年常對自己的子女說，人要知足常樂，遇事要想得開。還說，人生在世，一定要踏踏實實做事，清清白白做人。陳松年曾做過小學教員、中學教員。在抗戰(zhàn)時期，又隨父親到達武漢、重慶、四川江津，飽經(jīng)戰(zhàn)亂之苦。1942年5月陳獨秀病逝江津后，他妥善地料理了父親的后事。1947年又將父親的靈柩由四川移至安慶市郊安葬。1949年春天安慶解放后，陳松年起初在街道義務幫助做行政工作。后來，街道辦了工廠，他就選擇到又臟又累的窯廠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從未調(diào)動過，直到1980年退休。

四子陳鶴年 在香港創(chuàng)辦進步雜志

陳獨秀的四子陳鶴年第一次到南京監(jiān)獄去看父親時，天真地提出要想辦法幫助陳獨秀越獄逃跑。陳獨秀不但不贊成，反而將他罵了一頓，說他“胡鬧”。

不過，罵歸罵，陳獨秀對兒子的這片孝心還是感到滿意的。陳鶴年也沒有因為挨罵而對父親不滿，以后仍經(jīng)常去看父親，并盡力幫助父親。陳獨秀在獄中寫的《自撰辯訴狀》，就是由陳鶴年拿到《民聲報》去秘密印刷后，在社會上散發(fā)的。

陳鶴年在父親的影響下，后來也走上了自立自強的道路。他于1934年考進了揚州中學高中班，未畢業(yè)又轉(zhuǎn)到北平，進入北平致誠中學，在這里完成了高中學業(yè)。之后，他考進了北平法商學院。一二九運動之后，陳鶴年加入了“民先隊”和中國共產(chǎn)黨，經(jīng)常到工農(nóng)群眾中去進行抗日宣傳，是北平著名的學生領(lǐng)袖之一。盧溝橋事變后，陳鶴年留在北平，繼續(xù)進行秘密斗爭。1938年秋天，他的身份暴露，不得不立即轉(zhuǎn)移。于是他經(jīng)天津、上海去香港，想再從香港設法去延安。但是，離開北平后，陳鶴年就同黨組織斷了聯(lián)系，而且以后再也沒有接上，關(guān)系一斷，要去延安就很困難了。在港期間，陳鶴年先后在香港《立報》、《時代評論》、《星島日報》等報刊社工作過。后來，他自己創(chuàng)辦了一個雜志，最初叫《少年文藝》，主要是通過講故事的形式，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革命。這個雜志受到反共的港英當局的查禁，陳鶴年遂將刊名改為《新少年》，繼續(xù)出版，名稱雖變，宗旨未改。他辦雜志，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對社會做出貢獻，為了教育和培養(yǎng)青少年。為將雜志堅持辦下去，他不但花費了大量的精力，還把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貼了進去。

女兒陳子美定居加拿大

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生于1912年。由于陳獨秀投身革命，東奔西走，終日生活在動蕩不定之中，陳子美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飽受顛沛流離之苦。這種經(jīng)歷對她的成長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陳子美的性格也像陳獨秀一樣倔強獨立，敢作敢為。她在抗戰(zhàn)爆發(fā)前學習過收發(fā)電報的技術(shù)，在杭州電信局工作過。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陳子美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失了業(yè)，在泰州、上海、南京之間靠“跑單幫”維持生活，還學習過婦產(chǎn)科的接生技術(shù)。上海解放后，她當上了里弄的“接生員”。第二次結(jié)婚后，又隨丈夫由上海定居廣州。在“文化大革命”中，陳子美受到殘酷迫害，吃盡了苦頭。她不甘屈辱，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便同兩個兒子一起由廣州逃到香港，后來又去了加拿大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