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間，曾國藩總計搬家八次，其中僅道光二十年就換了五次住處。總的趨勢是居住條件越來越好，租金也從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斷上漲。

京官租房總體情況

沒住房補貼，租房要體面

清代京官在住房問題上不享有補貼。除了個別人享有皇帝的賜第外，京官解決住房問題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購。二是租房。

租房更適合大多數漢族京官的生活狀況。因為京官流動性很大，不斷有人升轉外放，或年邁返籍；又經常有父母去世、須回籍守制者，在北京一住數十年的人不多。另外，北京有大量會館和民居房屋常年專事出租。從供需兩方面來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選擇。

京官租房的第一個特點是要求住宅表面的體面；第二是周轉率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三年一度的會試，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著周期性的流動；再次，京官租房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門外地區，特別是宣武門外大街兩側以及菜市口的南部。

講究風水，繩匠胡同成官員“旺地”

第個四特點是傳統時代官員多迷信，選擇住房時多講究風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繩匠胡同（1949年后名菜市口胡同，1965年改名為菜市口胡同。1998年拓寬南北馬路，菜市口胡同消失），居然住過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學、洪亮吉、畢沅、陳元龍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這里更是名人薈萃：同治的帝師、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李鴻藻住過菜市口胡同7—11號；左宗棠住過16號；龔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寧會館”住過；“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住在29號；蔡元培于光緒年間任翰林院編修時也住過菜市口胡同。

曾國藩北漂租房

房租有時占一半薪水

曾國藩在北京的租房歷程，正符合以上四個特點。

如同大多數湖南來京赴官者一樣，最初幾天他暫住在宣武區椿樹胡同的長沙會館（長郡會館），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橫街千佛庵，賃了四間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折成全年需白銀33.47兩。他此時沒帶家眷，孤身一人，不需要居住大宅，但又不可能和平民混居，所以住在庵寺是較為經濟的選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曾國藩生了一場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騾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萬順客寓，兩個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日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頭賈家胡同內韃子營關帝廟內。他獨自住一小跨院，三開間，院中花木扶疏，頗寧靜，適合病后休養。

不久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由湖南護送曾國藩的妻小來京，曾國藩接到家書后開始尋找一座較大的宅院，日記中這一段時間曾國藩記載看房次數頗多。十二月十二日，他到琉璃廠看房子。看好了一處院子后，卻聽人說這個屋子里死過人：“此屋曾經住狄老輩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節。”雖然殉節乃是理學倫理中最光榮的事，曾國藩卻因此打消了租這套房子的念頭。他在日記中說：“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節……當時究非門庭之幸。”

后來他在騾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條胡同看定一處住宅，十二月十七日搬入，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銀66.95兩，已占薪俸之半。

邀請“風水大師”找房

曾國藩的眾多搬遷過程中，有一次明顯是出于風水方面的考慮。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繼賢到曾國藩所住的棉花六條胡同拜訪。王繼賢字翰城，是曾國藩的湖南老鄉，與曾國藩同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風水大師”。王氏一進曾宅，就連說此地風水不好。曾國藩在家書中匯報說：“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曾國藩因為他“言之成理，不免為所動搖”，問他怎么辦。王氏說八九兩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須于當月搬家。

曾國藩因此坐臥不安，放下手中所有事務，數日東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訖無當意者，心則行坐不定。”最后，經“邀同翰城走繩匠胡同看風水”，終于在這條前述最有“旺氣”，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頭選定了一處風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來。巧合的是，兩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住在這里的曾國藩果獲主考之命。

搬家原因：官越做越大，排場越來越高

更多時候，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人口越來越多，對排場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道光二十四年曾國藩升翰林院侍講后，不得不再次搬家。蓋因入京以來，添了三個女兒，兒子紀澤也到了讀書年紀，要立家塾，仆婦也隨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飯”，于是又搬到上朝更為方便的前門內碾兒胡同西頭路北。有房屋二十八間，月租三十千文，“極為寬敞”。

這是曾國藩首度搬到內城居住，如果按他家書中匯報的這個數字，年租金需251.04兩。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曾國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橫街路北，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幾間房，更為宏敞氣派，價格應該也更高。

十三年間，曾國藩總計搬家八次，其中僅道光二十年就換了五次住處。總的趨勢是居住條件越來越好，租金也從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斷上漲。

具體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一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條胡同，月租八千文。八月搬至繩匠胡同，月租十千文。全年房租和搬家裝修費用，共花去白銀97.87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