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因滇案簽定的中英《煙臺條約》，其中一條是派欽差大臣到英國“道歉”，并任駐英公使。派駐駐外大使，今人看來是最正常、平常的一件事，可能認為與《煙臺條約》中賠款、通商等項相比，此條不值一提。然而，當年這可是有“天翻地覆”之感的大事。

有外交關系的國家互派大使，這是近代國際交往的慣例和常禮，但中國從來以“天朝上國”自居，從無派大使到“屬藩”之說。而近代以來卻又屢遭西方列強侵略，一方面感到與“蠻夷之邦”的“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屈從列強的壓力和橫蠻要求。這種對“洋人”既鄙視又恐懼的心理與堅持傳統“禮儀”、中外從不互派大使的觀念緊緊糾結一起，更不愿派駐駐外大使。互派大使，意味著承認“天朝上國”的崩潰。所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爭論最大、咸豐皇帝和王公大臣最為痛心疾首的一條即外國公使駐京。1858年中英天津談判時，中方代表曾表示皇帝寧可一戰也絕不讓步。但在英國代表與其將來北京擠滿了外國軍隊、不如現在就痛快答應的武力威脅下，咸豐皇帝最終勉強同意此點，批準了《天津條約》。同意外國公使駐京的消息傳來，清廷大員一片怒斥，認為撼動國體，“從來外夷臣服中國”，來華朝貢均不許久留，允許外國公使駐京是“不修臣節”。咸豐皇帝則又強調外國公使駐京是只準暫住，而且“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制度，不得攜帶眷屬”；如果英、法兩國以條約為依據一定堅持其公使常駐北京，則他們“必須更易中國衣冠”。同時又要中方談判代表改訂部分條款。英、法侵略者拒絕改訂條約之議，決心以武力將其公使“送入”北京。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焚燒圓明園，咸豐皇帝倉皇出逃，不得不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外國公使“史無前例”地開始常駐北京。但是，以后的十幾年中，中國仍一直沒有外派駐外大臣。對此，西方列強一直不滿，認為這表明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國”自居。所以在中英因“馬嘉理案”談判時，英方一直堅持中國要派欽差大臣到英國“道歉”，并任駐英公使。

《煙臺條約》規定中國必須派高官出使英國，但派誰出去卻是清政府的一大難題。因為當時人們不僅將出洋視為畏途，更將離開“禮儀之邦”到“蠻夷之邦”視為一件奇恥大辱，出洋者將名聲掃地，很難找到愿意出洋的高官。同時，出使者又必須懂“洋務”，在清政府的高官中懂洋務者實在太少。

選來選去，清廷決定派在政壇幾起幾落的湖南人郭嵩燾(字筠仙)擔此重任，因其向以懂洋務著稱。早在1856年春，他隨曾國藩幫辦軍務時到過上海，對西方的種種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認真研讀了使他驚訝不已的《日不動而地動》等自然科學圖書，傾心西學，后來一直參與洋務。他曾大膽提出由商人辦理近代企業，在當時被人視為驚世駭俗之論；在洋務派與頑固派的斗爭中，他以自己的學識不遺余力為洋務派辯護，成為洋務派的重要一員。1875年初，辭官在家閑居八年的郭嵩燾在李鴻章的推薦下，又作為懂洋務的人才奉詔來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兩太后召見，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而“馬嘉理案”幾乎同時發生，最終中國同意向英國派駐公使。

中國對外派駐常駐公使，是中國走向世界的標志，當然，是在屈辱中被迫走向世界。

郭嵩燾被任命為出使大臣的消息傳來，他的親朋好友都認為此行兇多吉少，為他擔憂，更為他出洋“有辱名節”深感惋惜。認為中國派使出去“徒重辱國而已，雖有智者無所施為”，郭“以生平之學行，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認為出洋即是“事鬼”，與漢奸一般，滿城風雨，沸沸揚揚，有人編出一副對聯罵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當時守舊氛圍極濃的湖南士紳更是群情激憤，認為此行大丟湖南人的臉面，要開除他的省籍，甚至揚言要砸郭宅，而李鴻章卻對他出洋表示鼓勵、支持。為了表示“平衡”，清廷任命了堅決反對洋務運動的頑固派劉錫鴻(字云山)擔任副使。

在強大壓力下，郭嵩燾幾次以告病推脫，但都未獲準，終在1876年12月從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應總理衙門之奏請，詔命郭嵩燾將沿途所記日記等咨送總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將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強之道介紹給國人，使國人從“天朝上國”、視異域文明為異端的迷夢中驚醒。經過幾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達倫敦，立即將這幾十天極為詳細的日記題名為《使西紀行》寄回總署。在日記中，他不僅客觀記述了所見所聞，而且對這些見聞作出了自己的評價。如見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輪船進進出出卻秩序井然，他不禁嘆道：“條理之繁密乃至如此”。盛贊倫敦“街市燈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氣成煙霧……宮室之美，無以復加”。從途經十數國的地理位置，風土民情，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到土耳其開始設立議會、制定憲法的改革，蘇伊士運河巨大的挖河機器，“重商”對西方富強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紹，盡可能讓國人對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擺脫夜郎自大的狀態。但總理衙門剛將此書刊行，立即引來朝野頑固守舊者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誅筆伐，一時間群情洶洶，有人痛斥他對外國“極意夸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燾“有二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為理由提出彈劾他，有人上奏，認為應將郭嵩燾撤職調回：“今民間閱《使西紀行》者既無不以為悖，而郭嵩燾猶儼然持節于外”，“愚民不測機權，將謂如郭嵩燾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適人選，清廷未能將他召回，但下令將此書毀版，禁其流傳。

但在朝野的一片反對聲中，李鴻章卻對郭嵩燾的《使西紀行》表示支持。郭嵩燾出洋后，李鴻章與他密切通信。在1877年5月9日給郭嵩燾的信中，李鴻章說從總理衙門得到他的“行海日記”后自己“循覽再四”，贊揚其“議論事實，多未經人道者，如置身紅海、歐洲間，一拓眼界也”。在1877年7月11日的信中，他更鼓勵說：“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咨訪考究幾二十年，亦略聞梗概”，但二十年來自己仍沖破重重阻力、克服種種困難興辦洋務，因此更感郭的“崇論閎議，洵足啟發愚蒙”。在給他人的信中，李鴻章為郭甚抱不平：“筠仙雖有呆氣，而洋務確有見地，不謂叢謗如此之甚，若達官貴人皆引為鑒戒，中土必無振興之期，日后更無自存之法，可為寒心。”

李鴻章的支持，對面臨巨大壓力的郭嵩燾當然是莫大的鼓勵。但在駐英大使內，郭嵩燾還面臨著與自己的副手劉錫鴻愈演愈烈的“窩里斗”。劉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員的支持，暗中監視郭的一舉一動，從一開始就不斷向清政府打郭嵩燾的“小報告”，列出種種“罪狀”。清政府擔心內斗會影響外事工作，于1877年4月改派劉錫鴻為駐德公使。劉與郭同為公使，使劉氣焰更高，對郭的攻擊更加猛烈，甚至達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程度。如有次參觀炮臺中天氣驟變，陪同的一位英國人將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燾身上。劉錫鴻認為“即令凍死，亦不當披”。當巴西國王訪英時郭嵩燾應邀參加巴西使館舉行的茶會，當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燾隨大家一同起立。這本是最起碼的禮節禮貌，但劉錫鴻卻將其說成是大失國體之舉，因為“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國主致敬”！中國使館人員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時，郭嵩燾曾翻閱音樂單，劉也認為這是效仿洋人所為，大不應該。認為這都是“漢奸”行為。更嚴重的罪狀是說郭嵩燾向英國人詆毀朝政，向英國人妥協等等。由于朝中有人支持，劉更是接連上奏朝廷，發函總署及南北洋大臣，誣陷郭嵩燾。對劉的陷害，郭嵩燾當然備感憤怒，竭力為自己辯誣，退意漸濃，多次上奏要求調回國內。

對郭劉之爭，李鴻章當然支持郭嵩燾。1877年11月初，李鴻章致書郭嵩燾，密告朝廷將以李鳳苞取代劉錫鴻出任駐德公使，要郭不要稱病乞退，同時勸郭千萬不要公開與劉決裂，讓外人見笑。由于清政府外派大臣事宜漸次開展，一時人才奇缺，于1878年2月底任命郭嵩燾兼任出使法國欽差大臣。然而，劉錫鴻等人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于5月6日列舉郭嵩燾十大罪狀，洋洋數千言，大到造謠說郭嵩燾總“向英人詆毀時政，謂中國將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小到郭嵩燾不用茶水而改用銀盤盛糖酪款洋人、想學外語等等全都是罪過。其用心之刻毒、言辭之激烈嚴峻，超過以往。

這些“罪狀”，總理衙門無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為難；同時，面對駐外使臣間勢同水火的矛盾，總理衙門也感到難以調和處理，幾次征求李鴻章的意見。李鴻章當然是為郭嵩燾辯護，1878年6月20日他給總理衙門的信中，十分巧妙地為郭辯解。由于他與郭的關系、對郭的支持盡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為郭辯護，而是借到德國了解中國在德學習軍事的“武弁”情況的船政留學生監督李鳳苞之口來指責劉錫鴻。當然，他先要強調李鳳苞人品可靠：“監督李鳳苞素最謹飭”、往回稟報時從來是只報告留學生學習情況而“不及其他”，但有一次來函卻報告說德國的報紙對劉錫鴻一直“頗有微詞”，而劉也經常“托病不出”。他強調“語多含蓄，然亦略見一斑”。然后他再談自己對郭、劉二人的看法：“平心而論，筠仙品學素優，而識議不免執滯，又多猜疑。云生志氣非不要好，而性情暴戾，客氣用事，歷練太淺。其短長互見，諒在燭照之中。”但他提醒總理衙門：“惟目前筠仙兼英、法二使，責任較重”，而且“英人尚無間言”。德國報界對劉“頗有微詞”與英國人對郭“尚無間言”形成鮮明對照。最后，他婉轉但又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由于郭剛從倫敦到巴黎，所以總理衙門應致函慰問，“以安其意”，等到找到合適人選再準郭離職。相反，劉錫鴻在德國若如“李監督等所云，于大局既無裨益，且與筠仙積怨成釁，咫尺相望而聲息不通，徒為外人所竊笑，似屬非宜，想高明必有以處之”。雖未明言，但留郭免劉之意卻又極為明確。稍后，李鴻章專門致函反郭較力、素與自己作對的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沈桂芬，他在信中解釋說之所以如此主張，“蓋深知筠仙心腸尚是忠愛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來為劉云生所窘苦，勢難并立”，所以自己才“進此調停之說”，但自己并不知道郭劉互相參奏孰是孰非、朝廷諭旨如何處置、總理衙門又如何調停。由于郭嵩燾“退志既決”，英國報紙也報道說他將因病告退，所以還請總理衙門慎重處理此事，他認為此事重大，總理衙門應與恭親王奕訢相商再作決定。

但是，朝廷內外反郭力量甚強，縱然李鴻章權傾一時，他的免劉保郭之論根本不可能為清政府接受，只能暫時維持郭、劉現狀。但結果仍然是駐英與駐德大臣二人的關系勢同水火，滿城風雨，無法調和。在郭、劉二人“內耗”日甚一日、反郭擁劉者眾的情況下，清政府決定將郭免職調回，不少人還想將郭嵩燾查辦治罪。李鴻章知道事情已無可轉回后，又專門在7月10日致信總理衙門再“論郭劉二使”，強調“惟英使一席，關系綦重，名位既須相稱，才望亦要兼優。筠仙尚為英人所推許，頗難為繼”，所以挑選繼任者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方面是為總理衙門選人建言，另一方面也是為郭嵩燾美言，間接反對將其治罪。同時，他在這封信中還借一位德國人之口說劉錫鴻“職任名望俱卑”，并指劉在德“不甚見禮于當路”，因此他能否勝任外交工作大可懷疑。最后他明確說出自己對劉的處理意見：現在可“暫留”，但“將來似宜撤換”。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將駐英公使郭嵩燾、駐德公使劉錫鴻同時召回，由曾紀澤、李鳳苞分別繼任。在這一紙“公平”對待郭劉二人的命令下，潛藏著兩大政治力量的激烈較量，是經過了一番角力后才達到這種“平衡”。

在處理郭劉矛盾中，反郭力量在總理衙門中占優勢，所以原本決定只召回郭嵩燾，而劉錫鴻仍任駐德公使，另派船政留學生監督李鳳苞任駐德使館參贊。李鳳苞曾先后在江南制造局、吳淞炮臺工程局、福州船政局任職，1876年由李鴻章推薦任船政留學生監督，是李鴻章一手培植的親信。作為洋務派的一員，他自然與郭嵩燾關系融洽，與劉錫鴻不和，而到德國了解留學生情況時則與劉錫鴻齟齬不斷。李鳳苞聽說自己被任命為要在劉錫鴻手下工作的駐德使館參贊時大不樂意，于是分別給李鴻章和福建船政大臣吳贊誠(字春帆)寫信，表示不愿從命，請代為婉辭。老于權謀的李鴻章立即意識到此事可用，于是在1878年7月18日給總理衙門寫了一封信。此信雖短，但對清政府下令同時撤回劉錫鴻、較量雙方“打個平手”起了重要作用。他在信中提醒總理衙門選派公使、參贊只有“各得其宜”才能“各盡其用”。李鳳苞到德國本是為了監管留學生并兼查在德學習的軍官，工作本就繁重，如果與公使關系融洽、配合默契“針芥素投”，則“尚可分身，樂為效命”，但由于劉錫鴻“性情詭變，難與共事”，所以無法就任參贊。李鳳苞在給福建船政大臣吳贊誠(字春帆)的兩封信中詳述了劉的種種不是，故李鴻章將兩信附上，強調“設身處地，似系實情，礙難相強”。但李鳳苞派充參贊本是劉錫鴻奏請，所以李鴻章說自己開始并不知道此事，不便由自己“越俎”代為奏請撤銷，究竟如何為好，請總理衙門“卓裁核辦示覆為幸”，以此將了總理衙門一軍。原來在德使館的幾個人現在都已離開，而李鳳苞又堅決請辭，劉錫鴻“可謂獨立無助”，而緊接的一句則十分有力：“其人之德器名望概可知矣”。最后他不無要挾地寫道，如果你們要暫留劉錫鴻或又不便撤銷李鳳苞的任命，“鴻章等勢不能強迫李監督駐德，致誤學生功課”，萬一劉錫鴻以李鳳苞不赴參贊任職奏請懲罰，還希望總理衙門“大力保全之，以彰公道而惜人才”。

這封信的立論是不能強迫李鳳苞赴德任參贊，但真正意圖是要求總理衙門在撤換郭嵩燾的同時也要撤換劉錫鴻，否則有失公道。幾天后，李鴻章又給總理衙門大臣周家楣寫信，堅決反對對郭查辦治罪，同時再次要求撤換劉錫鴻。他認為對郭嵩燾最多不過是免去他的官職“而不應更加余罪也”，而劉錫鴻“橫戾巧詐，日記雖可動聽”，但名聲實在不好，德國駐華公使回德后對其“益加輕侮，于大局毫無裨益，亦須妥籌撤換耳”。對李鴻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堅持同時撤劉、反對將郭治罪的意見，清政府不能不認真對待；同時，也不能不認真考慮劉錫鴻是否勝任。而即將接替郭嵩燾赴英上任的曾國藩之子曾紀澤也上奏反對將郭治罪，并在臨行前慈禧太后召見時當面為郭嵩燾申辯。經過緊張、激烈斗爭，終使清廷改變初衷，同意不將郭嵩燾查辦治罪，并且同時撤回劉錫鴻。

1879年1月末，郭嵩燾離開倫敦，啟程回國。到達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請假歸鄉。5月回到故鄉長沙時，等待他的卻是全城遍貼揭貼，指責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詔允其休。就這樣，他在一片辱罵聲中離開了政治舞臺。以后他仍時時深憂國事，常向友人傾談自己對社會、政治的種種看法，一些開明之士對其學識也盛贊不已，對其不為朝廷所用深為惋惜，但終不再被朝廷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