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嬉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的一生，幾乎都是和“豹房”聯系在一起的。如果開列出歷代“昏君”的名錄，朱厚照一定會名列其中，說不定排列名次還會靠前，因為他的“豹房”的確會讓人覺得真夠荒唐的。但是，如果你仔細閱讀《明史》，也許你就會發現，明武宗的一生，其實是有著很明顯的雙面性格的。

明武宗朱厚照其人，談不上殘暴昏庸，要害在于荒嬉胡鬧，其恣意妄行的程度，說起來簡直讓人瞠目結舌，啼笑皆非。

朱厚照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507年)秋，就在紫禁城外修建了一座殿院閣樓，水榭假山都不亞于皇宮，且密布暗道機關的“豹房”，并收集各地美女，充當“豹房”樂妓，以供自己淫樂。他在京城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豹房”里度過的，而且，最后他也是死在“豹房”。所以，稱其為“豹房”皇帝，乃名符其實也;他還喜歡到全國各地巡游，在其中的一次游玩中，還整出一個“游龍戲鳳”的故事來，給后來的小說家和劇作家們提供了寫書編戲的風流好素材;他也不太理政事，從正德元年(1506年)起，司禮太監劉瑾就在他手里一步步做大，后來還險些奪了他的皇位;他還喜歡學他的先祖朱元璋、朱棣，炫耀武功，并封自己為“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更有趣的是，正德十四年(1520年)，寧王朱宸濠在江西造反，這位威武大將軍親率大軍從京城出發前去平叛，還未走到半路，密探來報，反己被副都御史王守仁平息了。于是，武宗派心腹太監前去和王守仁商量，讓王副都御史先把寧王放了，再由威武大將軍親自去擒拿，所以，王守仁先是瞞功不報，待武宗在南京城上演了一出親擒寧王，顯其赫赫武功的英雄大戲后，才宣布平叛大功告成。

就是這么一個主兒，怎么看也是一個瞎胡鬧的昏君，可歷史恰恰又給出了明武宗朱厚照不同的另一面。

朱厚照雖然不太理政事，但用人權卻從未委與他人，因此，皇帝雖荒嬉，朝政卻都有主事大臣料理，使得朝政并未荒廢;對做大謀反的親信太監劉瑾，朱厚照在正德五年(公元1511年)也果斷地將其誅殺;最值得一書的是，當正德十二年(公元1518年)瓦剌小王子在陽和、應州犯境時，威武大將軍親率六軍，與小王子激戰五日，遂大敗蒙古人，取得應州大捷，使蒙古人其后幾年不敢犯境;更有意思的是，大捷后的朱厚照親自給自己頒詔獎勵，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師，肅清邊境，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也許是巡游時在江湖上混過，朱厚照還很有點江湖義氣，臨死前還設法保護他喜歡的太監和寵妃。

正德十五年(1521年)九月秋，朱厚照帶著宮妃和太監坐船在白洋淀中釣魚玩耍，誰知突遇大風，舟覆落水，武宗雖被救起，但卻自此染病。正德十六年武宗病危時，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為矣，其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上述讓司禮監太監記錄的遺詔大意是：我不行了，把我的意思傳達給皇太后，國政大事，要與內閣大臣商議處理，以前荒嬉誤國之事都是按我的主意干的，不關你們這些人的事。把所有的誤國壞事都攬在了自己的身上，這就是三十一歲的明武宗，在面對死亡時，充滿江湖義氣的人生另一面。

然而，歷史還極有諷刺意味地告訴我們，荒嬉的朱厚照競然對他所崇拜的先祖朱元璋制定的祖制也進行了“修正”。

據明人王綺的筆記《寓圃雜記》記載：“吳中自號繁華，自張氏之據，雖不被屠，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邑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城，咸謂稍復其舊，然尤未盛也。迨成化間，余恒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產益多，至于人才輩出，尤為冠絕。”在這里，筆記把明初至正德年間，江南城市的演變軌跡描述得一清二楚：吳中本是繁華之地，因曾是張士誠的根據地，故朱元璋建國后，對此地采用了歧視政策。雖百姓未遭屠戮，但，或遷徙富戶充實都城，或發送黔首遠戍邊關，因此，弄得“邑里蕭然，生計鮮薄”。直至明英宗朱祁鎮的正統、天順朝，才略有恢復，而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治下的正德年間，隨著經濟的復興，江南“愈益繁盛”，且“人材輩出，尤為冠絕”。

為什么不是在朱厚照所崇拜的“雄主”明太祖朱元璋或明成祖朱棣手上，江南得以繁盛？而恰恰是在荒嬉的“豹房”皇帝朱厚照治下，江南的經濟和文化才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呢？這一吊詭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是明武宗采取了什么特別得當的措施嗎？當然不是。竊以為，其根本原因在于明中葉以后，統治者的實際控制力己經削弱了，使得江南走出了明初歧視政策的壓制，從而逐步獲得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長期被壓抑的經濟和文化的活力終于被激活了，這才使江南得以繁盛。統治者控制力的被削弱，對于一個企圖代代相傳的專制王朝來說，可能是個壞預兆，但對激活民智和刺激社會進步，卻是一個好兆頭。這也算是“昏君”對“雄主”政策的一種“修正”吧！

“昏君”朱厚照對“雄主”朱元璋的“修正”還有一個經典的例子。朱元璋重視教育，國子監學生的飲食都由朝廷免費提供。可是伙食很差，學生受不了，一個叫趙麟的學生在國子監里貼出一張壁報抗議。按照校規，這是“毀辱師長罪”，該先打一百大板，然后發配充軍。但朱元璋知道后，認為“毀辱師長”之風不可長，不僅砍了趙麟的頭，還在國子監立了一根長竿，將血淋淋的人頭掛在竿上，以儆效尤。說來可怖也可笑，直至“豹房”皇帝南巡到了南京國子監，看見一根長竿豎在校園，感到很奇怪，問此為何物？教師回答是太祖皇帝掛學生人頭用的。武宗聽后，很不以為然，并說了句很樸實的“名言”：學校豈是刑場？撤掉了罷！從朱元璋豎竿子算起，到朱厚照撤竿子為止，這根恐怖的血竿子在南京國子監一共豎了一百二十六年。

明武宗朱厚照只活了三十一年，而在位的十六年，也是充分展示其雙面人性的十六年。《明史.本紀十六.武宗》是這樣評價朱厚照的：“明自正統以來，國勢浸弱。毅皇(武宗)手除逆瑾(劉瑾)，躬御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置官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是以朝綱紊亂，而不底于危之。假使承孝宗遺澤，制節謹度，有中立之操，則國泰而名完，豈至重后人之訾議哉。”

以上評論，不僅是清人張廷玉對明武宗朱厚照的準確評價，也應視之為，后人在客觀的評價前人功過時的行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