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萬里這人有意思，人家做官總是一味順著桿子往上爬，“功名百尺竿頭，自古及今，有幾個干休？”(元.張養浩)不到不得已，沒人愿意急流勇退，他呢，才出任京官不久(1170年任國子監博士，時年43歲)，就隨時準備卷鋪蓋打道回府。為此，他還預先備好了由都城臨安回老家江西吉水的路費，將這筆錢鎖在箱底，藏于臥室，并再三戒飭家人不許購買一物，免得去職回鄉時成為行李累贅。

不過，楊萬里雖因剛正敢言，始終未得大用，或升或降，或內或外，官還是一直當得好好的。直到1192年，在江東轉運副使任上，因朝廷下令于江南諸郡行使鐵錢會子，楊萬里認為茲事于民不便，上書諫阻，朝廷不聽，反將他降為贛州知府。于是，他便謝病自免，討個“祠官”的虛銜，拿一份退休金，告老 還鄉了，從此再未出仕。不過時年已滿65歲，與今天省部級官員退休年齡也相當了。

楊本人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到當時一節：“如病鶴出籠，如脫兔投林……自此幽屏，遂與世絕”(《答沈子壽書》)。的確，對于楊萬里這樣一位本來 官欲不重的詩人，棄官歸田是一種解脫，是長期備受壓抑的心靈的釋放，那種回歸故土、回歸自然、回歸老百姓的快感，那種臨老重新獲得的自由舒展，彌足珍貴，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楊萬里一生為官清廉，據說江東轉運副使任滿，府庫有余錢萬緡，但他一錢不取(呵呵，此類公庫錢如何取之而于法無違，恐怕也是個難題)。當時 就有詩人贊他“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只有那根御賜的腰帶是鑲金的啊)”。退休后，唯有自家老屋一區，僅避風雨。比之辛棄疾的帶湖園林，自然是望塵莫及了。不過，今日他老家的《吉安名人錄》稱道：楊萬里年過70(不是70，是65啦)，便告老還鄉。回家后，他長鬢赤腳耕耘田野，住的房屋也是破爛不堪，三世不加增飾。就連他的夫人除操勞家務 外，還開墾田園、種植桑麻、紡線織布、裁縫衣服，直到80多歲(只活到80，何來“多歲”？)，還年年如此。——恐怕有點夸張過甚了，好歹他是中高級退休干部，基本保障是沒問題的，何致于老兩口均淪落為農夫村婦？

不錯，楊萬里晚年鄉居尤其親近周圍的勞動農民，請看他的《插秧歌》：

田夫拋秧田婦接，小兒拔秧大兒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從頭上濕到胛。

喚渠朝餐歇半霎，低頭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蒔未匝，照管鵝兒與雛鴨。

白話，傳神，沒有身歷其境且細心體會，絕對寫不出來。或許，楊萬里興來時還真會挽起褲腳下田陪農民插上幾行秧也未定，但那也只是“老夫聊發 少年狂”的一時天真外泄而已。他的主要任務還是寫詩。須知，楊萬里這輩子寫了二萬首詩，居兩宋詩人之首，存世的也有四千多首。此外，他還要繼續完成《誠齋易傳》一書——這是一本研究易經的書，易經是古代中華最神秘莫測的經典，高難度課題啊，這本書奠定了楊萬里的理學家的地位，為此，幾乎耗去了他最后十七年的生命。

楊萬里一生當了近四十年的官，由基層到朝廷再到地方，前后凡三進四出，久經歷練，對官場上下內幕的了解至為深切，所以退出后反觀既往，看得 也尤為透徹。他有一首寫給初涉仕途的長子的詩，不加任何修飾的家常話，語重心長的告誡：“好官易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你要做好官，就要多學習，多 讀書，靠鉆營媚上，縱使得官，也要遺臭千載。你要做好人，對老百姓就應一視同仁，不得另眼相待。……我們家的先人門庭冷落，我何嘗不希望你取得高位？但對 高位不可迷戀，迷戀高位就會失去大丈夫的氣節。當官要靠真才實學，官職不是可以討來的。若為當官違法亂紀而被捉，有何面目見父老鄉親和黎民百姓？做官的水平難說高低，強中更有強中手，好比下棋，你就是達到了國手水平，國手上面還有更高的國手。——這首詩若拿來作當今的廉政教材，一個字都用不著改。

然而，看了楊萬里的生平，有一點令人費解：按他自己的說法，退休后，“自此幽屏，遂與世絕”，隱居草野，與世無爭了，與朝廷除了按時領取那 一份閑俸，也不再有任何牽掛。可是，就在他臨終那一刻，卻一反他日常“誠齋體”詩歌傳遞的清新、活潑和閑趣，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激烈和急躁！

事在開禧二年(1206)五月，楊正臥病在床。某日，一族侄從城里歸來，進了門就大聲嚷嚷，說起朝中權相韓侘胄已經發動對金國的北伐之戰。此前，家人正是擔心他憂慮國事，但凡收到朝中有關時政的邸報都不告訴他，乍一聽到這一消息，他頓時慟哭失聲，急著催人拿來紙筆，立刻寫下一段文字：“韓侂胄奸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寫了十四句話告別妻子，落筆而逝。

宋史載：“(楊)臥家十五年，皆其(韓)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楊萬里何致于對韓侘胄如此反感？說來，楊與韓之 間談不上有多少私人恩怨，就一點小過節：六年前(1200)，韓侂胄筑南園，請楊萬里為之作記，并許以高官。萬里答：“官可以不做，記不可以寫。”侂胄很生氣，就改請他人(陸游)寫了。

楊萬里不肯為韓侘胄寫記，當然是不屑于韓的人品。宋史說韓侘胄很生氣，用了個“恚”字，卻也沒說他“恚”后有什么報復或給穿小鞋之類的動作(或者楊早已退休，管不著了)。倒是有案可查，在那以后的幾年內，朝廷屢屢為退養在家的楊萬里加爵封賞：

嘉泰三年(1203)八月，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四年正月，進封廬陵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

開禧元年(1205)，召赴京，復辭;二年二月，升寶謨閣學士。

還不包括之前數次：慶元元年(1195)，有召赴京，萬里辭不往。九月，升煥章閣待制。四年正月，進封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五年三月，升寶文閣待制。六年十二月，進封吉水縣開國伯。

這一路過來，可都是韓侘胄柄國之時啊。不論韓侘胄對別人怎樣，對他楊萬里似乎還過得去，并未見存有什么芥蒂。

如此看來，楊萬里對韓侘胄的厭惡，完全是出于“公義”。只能從當時朝廷黨爭的背景去解釋：韓侘胄羅織“偽學逆黨”罪名，排斥趙汝愚、朱熹等一大批理學名臣，楊萬里雖然未被列入逆黨名錄，但作為一名理學家，自然會站到韓的對立面，表示抗爭。

事過境遷，后人以超脫的視野回首這一段歷史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駁雜難辨，還真是不可一概而論。

這里涉到了《宋史》中的一句話：“楊萬里為人剛而褊”。又據說宋孝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宋光宗亦稱：“楊萬里有性氣。”楊則引以自豪：“禹(光宗)曰也有性氣，舜(孝宗)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筆。”也說明他并不諱言自己的個性缺點。

“剛而褊”，剛為剛正，褊為褊狹。楊萬里的剛褊，典型的例子就是爭張浚配享高廟。

淳熙十六年，朝議“高廟配享”，翰林學士洪邁秉承孝宗之意，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楊萬里卻認為非張浚莫屬，并斥洪邁以欺、專、私三罪，惹得孝宗很不高興。張浚是楊萬里學術道德的引路人，也是理學宗門的政治領袖，其對朝廷的赤膽忠心無可置疑，但其政治能力、識見卻難以讓人首肯，整飭劉光世余部引發嘩變，主持“隆興北伐”招致失敗，與其平生功業大體抵過。再說，配享高廟又是多大的事兒，以宋高宗之卑微人格，為張浚爭這個虛名，值得嗎？楊萬里此舉未免帶有感情色彩。

綜觀兩宋朋黨之爭，剛而褊，或為相當一部分正直官員的通病。北宋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毀于黨爭，較之，南宋偏安小朝廷一班大臣格局更為猥瑣，小家子氣。

韓侘胄當然不是個人物，外戚專權，排斥異己，好大喜功，輕舉妄動，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但他為岳飛平反，將秦檜打回原形，畢竟大快人心。他 的“開禧北伐”戰略上也不能說全錯，問題主要在用非其人、無人可用，當然與其自身的處置失當也分不開，表明當時的南宋小朝廷已經爛透。敵國金朝也爛，兩者實屬比爛，你爛，我比你更爛。

另一方面，韓侘胄對理學人物倒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所謂“偽學逆黨”案在一二○二年就解禁了，特別是對葉適這樣的人才還委以重任。元代由理學家主導的《宋史》編寫，將其歸入奸臣之列，有失公允。

朱熹這位理學首腦人物，一生主要從事創宗立派的著述、講學事業，前后只當過十年官。 他當官，同樣不能免俗，“褊狹”得比別人更厲害。朱熹由趙汝愚推薦，擔任宋寧宗的侍講，等于是皇帝的老師，初見寧宗，就進講正心誠意、人欲天理之論。舊 制：單日早晚進講，雙日休息。朱熹要求不分單雙日和假日，每天早晚進講。借著給皇帝講課的機會，多次遞條子，評議朝政，指責韓侂胄在皇帝身邊竊取權柄。把寧宗惹惱了，不要他當老師了，將他轟了出去，說：“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趙汝愚等請求留朱熹在朝，被寧宗一口拒絕。這事左看右看，朱熹做得不地道，就算你占著道理，如此黨同伐異，也太不夠策略了吧！朱熹這人，后來的名頭越來越大，集理學之大成，生前行為卻有點乖戾，或有心理問題，當初他連上六表彈劾臺州 知府唐仲友，這也罷了，權斗政爭按游戲規則行去就是，但他卻非要拿一個軍妓(嚴蕊)嚴刑逼供不可，藉以坐實唐的罪名，未免太過殘忍。

《宋史》還載有一段朱熹對陸游的惡評，說陸游“才能太高，功跡太淺，恐怕會被權勢者所利用，不能保全晚節。”撰史者于是拿陸游為韓侘胄寫 《南園記》為證據，表明朱的預言之高明。這是什么話？為韓侘胄寫一篇記文，就成了衡量氣節操守的試金石？是的，韓先是請楊萬里作記，被楊拒絕了，楊有自己的堅持;但陸游接過這手面子活，難道就成罪人了？事實上，從陸游的《南園記》中 ，找不出有任何吹捧韓的諛詞，純出于希望韓擔負抗金大業的良好意愿。縱使看走了眼，也與道義、節操無涉。

無獨有偶，在韓侘胄主持的“開禧北伐”中，當時的兩大文壇領袖——陸游和辛棄疾都成了積極參與者。辛棄疾對韓侂胄更是熱忱鼓勵：“千載傳忠 獻(侂胄曾祖韓琦謚號)，兩定策，紀元勛。孫又子，方談笑，整乾坤。”盡管從私交來說，辛棄疾向來與朱熹走得很近，甚至視朱為“帝王師”， “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評價之高無以復加。但基于一貫的抗金主張，他和陸游一樣，對韓不持偏見，且傾注了極大的熱情。

再看陸游、辛棄疾對朱熹的義氣。1200年，朱熹病故，當時黨禁未解，朝廷不許官員參加其葬禮，76歲的陸游寫文遙祭：“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饗。”一片摯情。辛棄疾更是義無反顧，親臨祭悼，作文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不過，若以朱熹生前因偽黨案上表認罪一節對比，盡管出于被逼，畢竟未如置軍妓嚴蕊于大刑之下，居然那么輕易就坦白交代了，承認“私故人財”、“納其尼女”數罪，表示“深省昨非，細尋今是”，朱老夫子的風骨何在？顏面何存？究竟是誰“晚節不保”呢？

王夫之將南宋士人概括為兩類：一類是弄權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一類是明哲保身者，凡事留有余地，首鼠兩端。“二者之患，皆本原于居 心之量”，“不能據中道以自成”。所謂“中道”，即指“無偏無黨”、“無朋黨之惡”的“大中之道”。其實，褊狹，或是朋黨人士的最大性格弱點。以朋劃線，不能容人，不能和衷，因人廢言，因人廢事。非白即黑，非友即敵，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忠臣，就是奸臣。這樣一種兩極化思維嚴重禁錮著士大夫們的頭腦，遂使任何有意義的施政和改制都成了互相攻訐的題目，最終導致王朝在內耗中走向敗亡。

人是復雜的，尤其是官員。性格的多面、心理的明暗、利益的交纏、善惡的互現，身上的正負面因素無非多一些少一些而已。三七開就是大好人，五 五開不好不壞，倒三七就是壞人了。君子與小人、天使與魔鬼往往就在同一人身上。裴矩在隋為侫人，在唐為忠臣。唐太宗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賄，以考驗是否廉潔，一刑部官員接受了一匹絹的賄賂，唐太宗要殺他。裴矩提出：“受賄當死。但行賄呢？以這種方式試探官員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禮規范的準則吧！”唐太宗聽了 大為欣賞。司馬光贊曰：“君明臣直。”這是皇權體制下依托人治的最佳狀態，無奈古往今來像唐太宗這樣的明君不多。南宋朋黨之爭摻雜了更多意氣用事，幾無原則可言。從張浚、趙汝愚到韓侘胄，再到史彌遠、賈似道，忠與奸的光譜色系令人眼花撩亂，足致色盲。

相對而言，跳出官場的楊萬里還是比較通達的。他的理學見解與朱熹等人所主張的義理之說亦有所不同，比如他對“仁”的解釋：“何以為仁？曰財而已。……財散則民聚，此仁之實也。……何謂義？教民理財，義也。”(《系辭》，《誠齋易傳》卷十七)人在平心治學的時候，持論總是相對公允、誠實而較少 偏見。綜觀楊萬里一生，他的“剛而褊”，更多的表現在剛的一面，褊在其次。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愁殺人來關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楊萬里.《竹枝歌》)世間萬事，包括官場紛擾，該休處還是休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