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1818—1891)，湖南湘陰人。他是晚清第一個正式領銜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國人，也是中國近代洋務思想家、中國職業外交家的先驅。

飽讀詩書，關注洋務

郭嵩燾從小就受到了標準的中國傳統教育。1835年，郭嵩燾考中秀才，后進入湘學重鎮岳麓書院讀書。在這里，郭嵩燾深受岳麓書院經世致用的湘學傳統影響，結識了同在這里讀書的曾國藩、劉蓉等名士，并與他們結為摯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郭嵩燾第五次參加會試，終于考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此后不久，由于雙親相繼去世，郭嵩燾只得依定制回鄉居喪。鄉居期間，正值太平天國進軍湖南。在他的積極勸導之下，隱居鄉間的左宗棠、曾國藩等人紛紛出山，組建“湘勇”鎮壓太平軍。此后的幾年，郭嵩燾一直隨曾國藩參贊軍務，并在官場中建立了一定的“關系”。1856年末，郭嵩燾到京城出任翰林院編修，咸豐帝對他的學識非常贊賞，讓他入值皇帝的私人咨詢機關南書房。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后，咸豐帝派郭嵩燾到天津前線隨僧格林沁幫辦防務，隨后又命其前往煙臺等處海口稽查隱匿侵吞貿易稅收的情況。郭嵩燾是文人，本來就與當時污穢不堪的官場習氣格格不入。在任上，他采取種種有力措施整頓稅務，查辦貪官污吏，大大增加了清政府的收入。但其隨員和地方官員因他破壞了官場長期以來的“規矩”，聯合起來賄賂京城官員，在背后告了郭嵩燾的黑狀。正當郭嵩燾自以為有功于朝廷的時候，卻突然被調離查辦。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親眼見識了英國先進的軍力，使得郭嵩燾比同時代的其他人更為迫切地關注西方。1859年2月，他給皇帝上疏，要求清廷培養專門的外交人才。在中國最早的三所外國語學校中，他協辦、主辦了上海廣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來夷務(外事)工作一再出現的怪現象，郭嵩燾沉痛地說，其實中國人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與外國人劃定章程，與他們平等相處，不應該怕他們。但如果不了解外國的情況，一味用蠻力，反而會使夷亂加劇。

赴英賠罪，出任公使

兩次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清政府內部一些人逐步意識到不能再固守閉關鎖國、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老路，希望通過向外派遣使節，與西方進行平等接觸。

1875年，英國駐華使館官員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險”，與當地居民發生沖突被殺，是為“馬嘉理事件”。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借機滋事，迫使清廷與之簽訂了《煙臺條約》。隨后，英國政府又強迫清廷派大員親赴英倫“道歉”。這個賠禮又丟人的差使落到了郭嵩燾肩上。后來，清廷索性又追加了一項命令，告訴郭嵩燾賠禮后不必回國，直接出任駐英國公使。近代中國第一位駐外使節就在這樣的無奈與尷尬中產生了。

郭嵩燾出使英國的消息傳出時，清廷內部有不少王公大臣與名士還恪守著“天朝上國”的狹隘觀念，把郭嵩燾的出使行動看成是毀掉一世清名的差使。在當時人的眼中，郭嵩燾的洋務主張就已經標新立異，令人側目了，而這次，他竟自棄父母之邦，遠赴夷人之國，簡直是匪夷所思。他的一些湖南同鄉更為他此行感到羞恥，甚至企圖毀掉他的老宅。當時，有人竟然編寫了這樣一副極為尖刻的對聯來羞辱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作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郭嵩燾沒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形勢、國際關系和外交學等基本知識的系統訓練。他是靠著為數不多的材料和虛心考求去認識外部世界的。今天看來，他的認識比同時代的大多數人都高出一籌。

悉心考察西洋政教

郭嵩燾出使英國，本來事情不多，便利用公務閑暇，悉心考察英國政治。通過對英國資本主義政治運作的實地考察，郭嵩燾逐漸擺脫了君權至上的思想束縛。在英國，他不僅敢于考究西方的民主政體，而且敢于肯定其優點。他說：西洋的國政一概公開，而中國自秦漢以來兩千余年的國政，卻正好與此相反。郭嵩燾列席旁聽了英國下議院的辯論，也曾認真研究英國議會政治發展的歷史，結果認識到，議會和政府兩者互相牽制是英國立國千余年不敗的原因。

1877年(光緒三年)5月，劉步蟾、方伯謙、嚴復等人作為海軍留學生，在監督李鳳苞的帶領下到達英國。抵英次日，郭嵩燾便在公使館中設宴，為李鳳苞等洗塵。在郭嵩燾的安排下，這些留學生一部分被分派至英國艦隊中，另一部分則考入了皇家海軍學院，此后成了公使館的常客。在郭嵩燾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他們之間的多次談話。郭嵩燾經常閱讀留學生們的日記，留學生們在留學心得中講，英國人的微積分學、新學、力學等，都是以前沒有讀過的，現在學了這些，不啻事半功倍。郭嵩燾感慨地說：就憑這個也能證明出洋留學的好處實在不少啊！

年逾花甲、讀了大半輩子儒家經典、頭腦里塞滿了陳腐觀念的郭嵩燾，現在卻敢于承認西方的先進與中國的落后，而且承認得這樣徹底，這在當時需要驚人的勇氣。

任期未滿，黯然還鄉

郭嵩燾曾把使英途中見聞逐日詳記輯為《使西紀程》一書，內容有稱贊西洋政教修明、中國應采用其治國之道等話語。他將書寄回中國后，呈總理衙門刊刻，一時激起滿朝士大夫公憤，要求將其撤職查辦。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參劾他“有二心于英國，想對英國稱臣”;結果此書被清廷申斥毀版，嚴禁流行。在當時的條件下，就郭嵩燾所屬的那個社會階層而言，他已經走得太遠。這使他難安其位，不斷受到攻擊，而最為惡毒的攻擊便來自他的副手劉錫鴻。

在劉錫鴻的筆下，郭嵩燾的最大“罪狀”有三：披外國人的衣物、向其他國君主起立致敬、聽音樂會時效仿洋人索取節目單。由此足見當時國人愚昧之深。劉還秘密彈劾郭嵩燾“十款”罪狀，極盡羅織誣陷之能事。劉錫鴻指責郭嵩燾的“罪狀”，其實都合乎國際禮儀，這反而印證了英國人稱郭嵩燾為“所見東方最有教養者”的贊譽。由于清朝守舊勢力過于強大，從朝廷到京師大夫對郭嵩燾一片唾罵指責之聲，他只得在任期未滿(僅僅一年零七個月)之時，奏請因病銷差，清廷立即同意并派曾紀澤接任。

郭嵩燾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達長沙。當時湘陰正好發生守舊排外風潮，形勢頗為緊張，連用西洋小火輪拖帶的木船都受到長沙、善化兩縣國人的阻攔，大罵郭嵩燾“勾通洋人”的標語貼滿了大街。

出使之日，郭嵩燾曾經壯志滿懷，期望以此行引進西方治國之道，使中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無奈鎩羽而歸。郭嵩燾在唾罵聲中出使，又在唾罵聲中回國。他已失去繼續奮斗的信心，回國后便歸隱鄉里。盡管郭嵩燾欽差使臣的官銜暫時尚未解除，但自巡撫以下的地方官員都對他傲慢異常。郭嵩燾死后，雖有官員請旨按慣例賜謚立傳，也都被清廷否決。直到他死后9年，義和團運動高漲之際，還有京官上奏要求開棺鞭戮郭嵩燾的尸身，以謝天下。

晚年時，郭嵩燾曾三次申請開辦輪船公司，但終歸化為泡影。他自信：“流傳百代千年后，定識人間有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