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記》中的商鞅傳，商鞅是一個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憐的人物。令人敬，乃是由于他意志堅定，理想執著，目光遠大，行起事來雷厲風行，果斷斬決，一意孤行，不計后果。他具備了一切改革家應當具備的優點，又有秦孝公始終不渝的信任，二十余年里放著手，放著心，讓他這把鋒銳的刀在秦國羸弱多疾的肌體上切割剜除，他果真就在這邊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業，讓連續幾代積貧積弱的秦國一躍而為諸侯列國的前茅，且矛頭所向，勢如破竹，“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桑弘羊)，奠定了秦統一六國的政治體制基礎、思想基礎和軍事基礎。商君相秦十年后，《史記》記載是：“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

令人惜，乃是因為他是一個善處事而不善自處的人，或者說，他能做大事，卻只能做小人。處事練要，為人刻薄。為國謀，善;為己謀，拙。以小人的方法去做大事，事成了，人卻敗了。郭沫若認為，他與秦孝公都是大公無私的人(順便提一下，“公私分明”這個詞最早就出現在《商君書》里)，其實孝公還有為子孫謀的私心，而商君真是把一切都奉獻出來了。《戰國策·秦策三》記秦國后來的應侯范睢說商鞅：事奉孝公，竭盡自己所能沒有二心，一心為公不顧私利，使賞罰誠信而致國家大治，用盡自己的才智，表達自己的思想，不惜承受怨恨，欺騙故友，俘虜了魏國的公子卬，最終幫秦國擒獲敵將破敗敵軍，掠地千里……

商鞅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獻出去的地步。為了秦國，他把自己的名譽、人格都丟棄不要了。當一個人對一種政治實體皈依到“無己”的地步，悲劇也就開始了。因為人類畢竟還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則。這關乎著人類的尊嚴、價值、幸福的根基，這是人與上帝之間的信諾，是一切一時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駕的。郭沫若都對此不能理解：“雖然是兵不厭詐，人各為主，但那樣的出賣朋友，出賣故國，實在是可以令人驚愕的事。”秦孝公死，那個被商鞅處罰過的太子即位成了新主宰，風聲日緊，不祥的陰云越來越濃，已請求退休，蟄居自己封地的商鞅，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安，便帶著家屬老母要回歸魏國。魏人不接受，理由是：“因為您竟然能出賣欺騙您的老朋友公子卬，我們無法知道您的人品。”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由于商鞅使秦國強大，各諸侯國還不敢得罪秦國，誰也不敢收留他。《呂氏春秋·無義篇》就此議論道：“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出賣良心去附會政治，拋棄價值去迎合權勢，這種“大公無私”，實在是中國幾千年來知識分子常常發作的羊角瘋啊。

讓人憐，又是他被車裂的結局。當他被復仇的人群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故國不接納他，他只好帶著他的為數寥寥的徒屬北上擊鄭，做無望的困獸之斗。他大約想在秦以外自營一塊容身之所。他知道他在秦已無立錐之地。那些官銜、封號、連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頃刻之間都灰飛煙滅。諸侯各國紛紛對他關起大門，如避瘟神。身后是被他割了鼻子、八年閉門不出的公子虔，對他咬牙切齒;眼前是四面豎起的墻壁，一片說“不”的聲音，“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員之廣，除了那幾個死心塌地的徒屬，再無他的朋友—他以前太無視朋友的價值，太踐踏基本的為友之道了。當個人毫無自身的獨立意志與獨立操持，拋棄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條而依附體制時，體制能給予你的，當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結局(假如再沒有外部壓力或對外部壓力說“不”的話)。聰明絕頂的商鞅難道真的不知道這一天終會到來？在他被車裂前五個月，趙良就警告過他：“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老秦王一旦伸腿死了，秦國以罪名來收捕你的，人數會少嗎？你的死期很快就要到了！五個月后，可憐的、走投無路的、被世人所拋棄的商君，被殺死在鄭國的黽池，然后尸體又被殘忍地車裂(此據《史記·商鞅列傳》。《秦本紀》言似直接車裂)。咬牙切齒的復仇者們殺了商鞅全家，包括白發蒼蒼的老母。到此時，商鞅又把自己的生命、全家族的生命奉獻給秦國了。其罪名真是極具黑色幽默：“莫如商君反者！”—一個把良心生命都獻了出來的忠心耿耿的人，最后卻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發蒼蒼的老母血濺屠刀的時候，這個力倡大公無私的人，是何等樣的想法？

所以，對商鞅，我實在不忍心說他的壞話。事實上，我內心里倒給他十分的敬意。在讀到他走投無路仰天長嘆時，還為他掬一把心酸淚。可是，讀完《商君書》，卻又不得不說他的壞話。好在《商君書》并不一定全是商君所作，高亨先生認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而郭沫若則認為除《境內》篇外，其余均非商君所作。這樣，我寫下面的文字時，感情上就不是十分的別扭—且讓我這樣自欺一回罷。《史記》中的商鞅和《商君書》中的商鞅，確實給我兩個極不協調的形象。如果《史記》中的商鞅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憐，那么，《商君書》中的商鞅形象則是令我懼、令我惡、令我恨。

事實上，對商君，司馬遷的態度也頗曖昧。在寫有關商鞅的行事及政績時，太史公幾無一句貶責之詞，甚至說出“秦民大悅”的話來。同時還令人可疑地寫了一大段商鞅以帝王之跡干孝公，不得已而后用霸道的文字。“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這不能不說有為商鞅開脫之嫌。可是，在傳后例行的“太史公曰”里，他又說商鞅是“天資刻薄人也”，“少恩”，“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這不頗有點幸災樂禍的味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