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為什么離開西南聯大，現在有許多說法。其中有代表性說法是錢鐘書在聯大罵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據說他曾有此言：“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

錢鐘書1937年從牛津畢業后，又去法國巴黎大學做研究，本想攻讀博士學位，但后來放棄了。1938年，錢鐘書將要回國時，不少大學想聘他，最后，還是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占了上風，當時竭力促成錢鐘書回清華任教的是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請錢鐘書來西南聯大教書的除了馮友蘭，還有錢鐘書的老師吳宓。

西南聯大聘請錢鐘書為教授，在外文系執教，是破格聘請的。其時，錢鐘書剛過28歲。馮友蘭給梅貽琦的信中說：“弟意名義可與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華羅庚條件如何？錢之待遇不減于此二人方好……”

1938年10月下旬，錢鐘書抵達昆明，他為聯大外文系學生開了三門課：大一英文(六個學分)、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四個學分)、現代小說(二個學分)。

在許淵沖的印象中，“錢鐘書先生讀中文書、外文書數量之多，冠絕一時”。在何兆武的印象中，錢鐘書眼界極高，一般人難入其法眼，與同事相處并不好。當時《大一英文》分3個組，A組的陳福田注重美國英文，B組的錢鐘書注重英國英文，C組的潘家洵注重中文翻譯。在學生中最受歡迎的是潘家洵，很多人在窗子外面聽他的課，聽他翻譯易卜生的作品。許淵沖聽過錢鐘書的大一英文課，他記錄了錢鐘書上課時的情形：“錢先生只說英文，不說中文;只講書，不提問題;雖不表揚，也不批評，但是臉上時常露出微笑。”許淵沖還記得課堂上的一個細節：當時昆明的電影院正放映莎士比亞的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錢鐘書微笑著說：“有許多人看了這部電影，男的想做羅密歐，女的想做朱麗葉。”錢鐘書口才極好，人很風趣，許淵沖說，錢先生妙語如珠，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慨。

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和現代小說是為高年級的學生開設的選修課。據王佐良的回憶，錢鐘書第一天上課時，葉公超親自至教室介紹錢鐘書，說錢是他的學生，得意之狀，喜形于色。吳宓借閱了李賦寧記錄的這兩門課程的筆記，對錢鐘書授課非常佩服。由此可見，聯大的教授都是愛才的。

錢鐘書住文化巷11號，鄰居有顧憲良、周玨良、李賦寧、楊武之等人。此時，楊絳在上海，夫妻兩人異地分居，錢鐘書自然想念妻子和女兒。錢的《昆明舍館作》第一首、第二首是懷人的：

萬念如蟲競蝕心，

一身如影欲依形。

十年離味從頭記，

尓許凄涼總未經。

屋小檐深晝不明，

板床支凳兀難平。

蕭然四壁埃塵繡，

百遍思君繞室行。

聯大在文化巷的宿舍很小，錢鐘書說“屋小如舟”，他為棲身之所取了名為“冷屋”，寫了一系列嬉笑怒罵的妙文，輯為“冷屋隨筆”。錢鐘書在此寫的隨筆《一個偏見》開頭說：“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錢鐘書本人有沒有傲慢與偏見呢。

不少論者認為，錢鐘書在西南聯大只教了短短一學年，因和同事關系緊張，不辭而別。錢鐘書為什么離開西南聯大，現在有許多說法。其中有代表性說法是錢鐘書在聯大罵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據說他曾有此言：“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葉公超和錢鐘書的矛盾是否因此而起，不敢貿然下結論，但兩人之間貌不和、神已離，這是事實。據學者李洪巖考證，《圍城》中詩人曹元朗的原型是葉公超。所以，當若干年后有人向葉公超問起錢鐘書在聯大的情況時，葉公超竟回答說他不記得錢鐘書曾在那里教過書。

葉公超和錢鐘書這曾經的師生因何不甚和諧。吳學昭的《聽楊絳談往事》披露：聯大外文系里收購錢鐘書從國外帶回的西書，沒有依價償付書款。這事情和外文系主任葉公超有關。《吳宓詩集》中收錄了錢鐘書致吳宓的一首詩，讓我們隱約看到事情的原委：“清繕所開目，價格略可稽。應開二百鎊，有羨而無虧;尚余四十許，待師補缺遺。媵書上葉先(葉公超)，重言申明之。玨良(周玨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來與葉晤，復將此點提;則云已自補，無復有余資。”這件小事可能影響到兩人的關系。

1939年暑假，錢鐘書去上海探親，再也沒有回聯大。這是錢鐘書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錢鐘書為何舍棄了聯大，選擇去湖南藍田師院執教？當時他父親錢基博已在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任教，想讓錢鐘書也往藍田師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顧自己。楊絳晚年撰文回憶說：“鍾書的母親、弟弟、妹妹，連同叔父，都認為這是天大好事”。主要是不忍拂逆父親意愿，錢鐘書寫信給聯大外文系主任葉公超，說他因老父多病，需他陪侍，這學年不能到校上課了。楊絳說：“鐘書沒有給梅校長寫信辭職，因為私心希望下一年暑假陪他父親回上海后重返清華。”

葉公超沒有回信答復，想來他將此事向梅貽琦匯報。所以才有了梅貽琦兩次電報挽留。葉公超為何沒有回信答復，是不屑一顧懶得回，還是得知錢罵自己“太懶”意氣難平、故意不回？這是個謎團。1939年9月21日，吳宓的日記中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八點三十分回舍，接公超片約，即至其宅，悉因錢鐘書辭職別就，并商談系中他事。”

錢鐘書暑假沒有收到葉公超的回復，楊絳回憶，在這樣的情形下，“十月十日或十一日，鐘書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下，和藍田師院聘請的其它同事結伴離開上海，同往湖南藍田。”誰知，錢鐘書剛走一兩天，楊絳就收到沈茀齋(沈履，楊絳的堂姐夫)來電，好像是責問的口氣，怪錢鐘書不回復梅校長的電報。

不知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錢鐘書和楊絳夫婦沒有收到梅貽琦的第一封電報。楊絳立即寫信告訴錢鐘書梅校長發來過電報，并附去茀齋哥的電報，一起郵寄到藍田師院。錢鐘書從上海去湖南藍田的這段旅程，走了三十四天，可謂“道路阻艱，行李繁重，萬苦千辛”。12月5日，錢鐘書致信梅貽琦和沈履，說明事情的原委，不妨將錢鐘書致梅貽琦信抄錄如下：

月涵校長我師道察：

七月中匆匆返滬，不及告辭。疏簡之罪，知無可逭。亦以當時自意假滿重來，侍教有日，故衣物書籍均在昆明。豈料人事推排，竟成為德不卒之小人哉。九月杪屢欲上書，而念負母校庇蔭之德，吾師及芝生師栽植之恩，背汗面熱，羞于啟齒。不圖大度包容，仍以電致。此電寒家未收到，今日得婦書，附茀齋先生電，方知斯事。六張五角，彌增罪戾，轉益悚惶。生此來有難言之隱，老父多病，遠游不能歸，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滬。否則熊魚取舍，有識共知，斷無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諒跡是幸。書不盡意。專肅即叩

鈞安

門人錢鐘書頓首上

十二月五日

楊絳撰文指出，錢鐘書的難言之隱、不堪為外人道的隱情，說白了，只是迫于父命，“而鐘書始終沒肯這么說。做兒子的，不愿把責任推給父親，而且他自己確也是毅然入湘”。雖然錢鐘書是在沒有收到梅貽琦電報的情況下去了湖南藍田，但在情理上，錢鐘書也意識到，“不才此次之去滇，實為一有始無終之小人”。[1][1]錢鐘書致沈茀齋信

我們從錢鐘書離開聯大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聯大的氣度，也可以看出錢鐘書為人處世的態度。

梅貽琦愛才心切，仍馳電挽留，由此可見，西南聯大確是愛才心切，不計較私嫌、廣納人才。這種胸襟，令人佩服。另一方面，聯大的機制和學術環境，允許教授自由流動。錢鐘書離開西南聯大，大概不是發自內心，是尊父親之命。另一方面，錢年少氣盛，恃才傲物，言語有點刻薄，話鋒帶諷刺，自然會得罪某些聯大同仁，有的是他清華園昔日的老師。人生就是這樣，有得有失。錢鐘書去藍田師范學院任教的經歷，是他創作《圍城》的素材。

錢鐘書離開聯大隱約折射出聯大外文系人際之間的矛盾。1940年春，吳宓因清華外文系主任陳福田不聘錢鐘書，憤憤不平，斥為‘皆妄婦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為慨然，‘終憾人之度量不廣，各存學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又怨公超、福田先生進言于梅校長，對錢等不滿。”另據《吳宓日記》記載，吳宓曾和陳寅恪說到此事，陳的意見是“不可強合，合反不如離”。

有了西南聯大和藍田師范學院的經歷和遭際，錢鐘書后來在小說《圍城》中塑造了很多學者的形象，雖然是小說，但也暗含他對當時的學者的評價，小說曲折地映照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