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的脫穎而出，所展現的大才，是偶然中趣向的必然。他是扶風(今陜西扶風)人，建安元年因為災荒，與鄉鄰一同來到益州。法正來到蜀地在劉璋麾下，僅是新都(今四川新都)一縣令，后來成為代理軍議校尉，官職卑微才干不彰，又同鄉人議論他的品行，受到誹難頗為孤立，只有別駕(州刺史的佐官)張松與他要好;劉璋的懦弱與明斷不周，又使他覺察到其人難有作為，這些綜合因素，感到有一種站錯隊的嘆息！也正是這種壓抑心里，滋生著重新抉擇的離心傾向，這就是當初法正的困惑。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軍征討荊州，劉璋看到曹操勢大，曾派陰溥為使，向曹操致意，曹操擢升劉璋為振威將軍。九月，曹軍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劉備敗走當陽(今湖北當陽東)，此刻張松作為劉璋的使者，再次求見曹操，因其貌不揚，又曹操正躊躇滿志，對他極為輕視。十二月，曹操赤壁戰敗，張松轉而去見劉備，劉備極盡地主之誼，受到厚意接待，當問及益州時，張松作以詳盡介紹，并畫圖示范。不似《三國演義》中，先畫地圖后獻劉備。回來后，張松詆毀曹操的同時進言說，“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于交通。”劉璋信而不疑，張松再提議以法正為使，聯絡劉備，正是法正這次不情愿地出行，給他帶來新的契機。

法正自荊州還，私下里與張松密議，劉備有雄才，意在待機擁戴。接著，曹操派鐘繇覬覦漢中張魯，劉璋擔心之際，張松又向劉璋進言，請劉備討伐張魯，張魯必敗又何懼曹操！劉璋馬上同意，第二次派法正為使，并帶四千兵迎接劉備。法正第二次來到荊州，卻建議劉備，“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于內;然后資益州之殷富，馮(憑的意思)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他的這番話，正好與“隆中對”暗合，劉備深以為然。隨后與龐統率領大軍，與法正一同向益州進發。當月，劉備、劉璋在涪縣(今四川綿陽)相遇，盛況空前。自張松見到劉備，至二劉在涪縣聚會，按《資治通鑒》記載，均發生在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因于張松的敗露，二劉反目，劉備與張魯對峙的霞萌關(今屬四川廣元)撤軍，轉攻涪縣(今四川綿陽)，當時鄭度進言劉璋，堅壁清野以拒劉備，法正預料劉璋不會采納，事實果如所料。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大敗劉璋守軍張任、冷苞等，直至棉竹(今四川綿竹)。劉璋令李嚴、費觀防守，而李嚴、費觀卻率軍投降，劉備進圍雒縣(今四川廣漢北)，龐統不幸中箭身亡，頓兵在雒縣城下。劉備再調諸葛亮、張飛等，率荊州軍朔江增援益州，張飛首戰得勝，大軍順利攻占江州(今重慶)、江陽(今四川瀘州)等地，占領益州東部。就在這個時候，法正以攻心戰，致書勸降劉璋。《三國志·法正傳》此書有全文刊載，大致內容可總結為五個要點，第一，雒縣雖有萬余兵力，但敗軍之將與疲憊之卒，與荊州軍對比懸殊。若以固守，彼軍兵精糧足，在土地日少，百姓困乏時，自己必先枯竭。第二，張飛等數萬之眾，已占據巴東全郡，犍為(今屬四川樂山)、廣漢(今四川廣漢)兩郡亦占其大半，三路并進，何以御敵？也許以為他們懸師遠征，兵員、給養有限！事實上，現在荊州路途暢通，又有孫權弟與李異、甘寧等為后援，不容忽視。第三，以地域而論，荊州軍已占有巴東、巴西全境，廣漢、犍為亦有大半，益州之中，將軍只有蜀郡，而蜀郡也只占三分之一，吏民疲憊，人心思亂，敵在遠處，因戰備百姓不堪重負;一旦臨近，百姓又很快投降，廣漢郡各縣就是明顯的例子。第四，魚復(今重慶白帝城)、白水(今陜西白水)，這兩處水陸關隘已失，堅城已破，諸軍失利，而荊州軍數道并進，已深入腹心，現在坐守成都、雒縣，存亡明顯可見。第五，將軍左右的謀士，已看清形勢！各懷心事在尋找出路，那能思謀于大計，形勢所迫，必不為將軍盡力。書中最后也指明，“左將軍從本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建安十九年(214年)七月，相持一年之久的雒縣被攻破，接著劉備兵臨成都城下，諸葛亮等部也前來會合，又有馬超的新加入，圍城數十日，劉璋投降，益州也從此易位于劉備。

法正的這封勸降書，歷史上雖然沒有記載它的效果，但在事實上，當時成都尚有精兵三萬、財帛可支一年的條件下，劉璋不戰而降，雖然有其他因素。但對待劉璋的處置，是以振威將軍印信，盡還其財物，遷住公安(今湖北公安)的結果。看來，法正這封書信，也是其中作用之一，這種帶有戰略性的規劃，是法正才能的體現。另有佐證是，劉備隨后任命他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法正的突兀而起，也說明了他有關鍵性的作用。

法正的另一建樹是，建安二十年(215年)七月，曹操進軍漢中，十一月，張魯終于抵擋不住曹操的威勢，率眾投降。此時蜀中一日數驚，司馬懿向曹操說，“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征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圣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劉燁也說“劉備，人杰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但曹操一心想著稱王大事，敷衍說“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十二月，留夏侯淵、張郃鎮守漢中，匆匆自漢中撤退，這一機會正好為劉備穩定益州，創造了條件。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法正向劉備建議，曹操降張魯，平定漢中，不因勢圖巴、蜀，而夏侯淵、張郃的才略，他們不適合為國家的將帥，今乘機進攻，穩操勝券，占據漢中，重農積糧以待時機，這樣“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策為劉備所重視，并付之行動，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四月，劉備以法正為謀士，率軍至漢中陽平關，以山地扎營，與夏侯淵等對峙。建安二十四年(218年)正月，按《三國志·夏侯淵》等傳記載，劉備夜燒曹營鹿角，夏侯淵命張郃守東圍，自己守南圍，劉備先攻張郃，而夏侯淵分兵救援時，法正抓住時機進言劉備，命黃忠居高臨下，一戰斬殺夏侯淵，曹軍大敗，隨后占有漢中。后來，曹操在爭奪漢中時，曾分析說，“吾故知玄德不辦如此，必為人所教也。”可見法正在漢中戰役，所顯示的重要性。不但如此，法正還甘冒危險說服劉備，一次臨陣箭如雨下，法正意在撤退，劉備不許又無法勸阻，這時法正沖在前面，劉備要他避箭，可他說“明公親擋矢石，況小人乎！”劉備只好撤退。三年后，劉備兵敗猇亭，諸葛亮曾說："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可見，劉備對法正的信任，是有疆場制勝的謀略。

自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至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八年之中，法正先后輔佐劉備占有益州和漢中，不僅為劉備解除了在荊州兩面夾擊的困境，而且也為以后的蜀漢立國，奠定了基礎。而劉備的勢力，也由此發展到頂鋒。正是這樣，在建安二十五年法正病故，劉備為之流涕累日。

法正的能力自不必說，但在個人品德上有瑕疵。他從劉璋陣營中脫離出來，是密謀在先，假公在后，使劉璋蒙在鼓里，僅管如他所說，“自從始初以至于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暗策薄，精誠不感，以致于此耳。”雖有苦衷，但他此時有悖于道義的叛離，是一種陰謀行為，沖淡了他的重彩形象。還有，法正掌權后，“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更是沸沸揚揚，最后，還得諸葛亮出面打圓場。法正別樣仕途的選擇，在三國謀臣中，獨有一幟又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