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國時期重要的散文作家。抗戰期間變節投敵，成為著名的文化漢奸。那么，這樣一個文化扛鼎人物，為什么會當漢奸昵？其中有何隱情？

周作人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多年。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一部分南遷大后方。多數教職員隨校離平，周作人以“系累太多”留在北平，擬以“賣文為生”。北大校長蔣夢麟委任他留守北大，保管校產及圖書，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貼費五十元。

9月26日，周作人在給《宇宙風》主編陶亢德復信中談到他當時的情形：“現只以北京大學教授資格蟄居而已，別無一事也，請勿視留平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關心我們的人。”表達了他自甘清貧，不為五斗米而向日軍低頭的決心。

1937年12月，北平成立了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周作人的浙江同鄉湯爾和出任偽教育部總長。他竭力拉攏周作人出山，但為周所拒絕。為了維持全家“生活似頗窘”的困局，周作人一面翻譯希臘神話，“每月交二萬字，給費二百”;又執教于私立燕京大學，月薪一百元。

1938年4月9日，日本方面在北平召開“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不知出于何種目的，周作人出席了這次會議，發表了親日的講話。消息傳出，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立即通電全國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錢稻蓀及其他參加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諸漢奸，應即驅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茅盾、郁達夫、老舍、胡適、丁玲、夏衍等十八位作家也在《抗戰文藝》上發表了《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指出：“驚悉先生竟參加敵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照片分明，言論俱在，當非虛構。先生此舉，實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藝界同人無一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不以此為恥。先生在中國文藝界曾有相當的建樹，身為國立大學教授，復備受國家社會之優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韙，貽文化界以叛國媚敵之羞，我們雖欲格外愛護，其如大義所在，終不能因愛護而即昧卻天良。”“我們覺得先生此種行為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來對中華民族的輕視與悲觀，實為棄此就彼、認敵為友的基本原因”;“希能幡然悔悟，急速離平，向道南來，參加抗敵建國工作”。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其八道灣家中，被一個戴了口罩，戴了帽子，自稱是天津中日學院的青年學生開了一槍，子彈為上衣紐扣所阻，皮膚擦傷，未中要害，但其車夫為救主而亡。周作人大為驚慌，“雖然沒有被損害著，警察局卻派了三名偵緝隊員來住家里，外出也總跟著一個人，所以連出門的自由也沒有了”。周作人后來承認，刺殺事件成為他落水的一個重要原因。

刺殺的原因有兩種可能，一是愛國學生恨周作人落水，對其采取的警告手段;另就是日本人見其時時不肯加入而進行的威脅行動。十多天后，周作人出任偽北大圖書館館長之職，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1939年8月，周出任偽北大教授兼該偽校文學院院長;9月3日，參加東亞文化協會文學部會議，成為“東亞文化協會”成員;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兼偽教育總署督辦，并以督辦身份出訪日本;1942年4月，出任偽北平圖書館館長。5月，為慶祝偽“滿洲帝國”十周年紀念，隨同汪精衛赴滿訪問，在新京(長春)同汪精衛拜會偽滿洲國傀儡政府主席溥儀。同月，前往南京，參加汪精衛六十大壽的慶祝活動。9月，偽華北作家協會成立，周作人任評議會主席。總之，他的頭上頂了一系列文化漢奸的帽子。

在敵偽期間，周作人寫下了不少美化漢奸政權和侵略者，宣傳“東亞共榮”的文章。他在1941年5月為日本“國際文化振興會”編的《日本的孔子圣朝》一書寫序時說：“中國為孔子故鄉，其道當可重光。日本神國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廟貌儼然，則其影響亦頗深遠。竊希望以此因緣，東亞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維持人道與和平，此蓋不獨為孔子之光而已。”周作人還曾在日華協會成立會上發表談話，稱“此次成立日華協會必能予兩國親善提攜有所貢獻”;“日華協會自將本諸大東亞宣言之旨趣，促進兩國文化交流”。1941年7月17日，周作人在北平偽中央廣播電臺以《治安強化運動與教育之關系》為題作了演講，鼓吹“治安強化運動是和平建國的基礎，是華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為汪偽政權開展“治安強化運動”大唱贊歌。

日本侵略者稱贊周作人：“近常來日(本)，努力于日華文化之溝通，實可稱日華文化上不可缺少之大關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國民政府開展了“肅奸運動”，軍統局奉命逮捕漢奸。12月5日，在軍統局長戴笠的部署下，在北平東城北兵馬司汪時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將華北特任級漢奸予以逮捕，并即刻解往炮局監獄，周作人亦在此列。抗日戰爭結束后，周作人被帶進法庭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6月17日，南京高等法院檢察官以漢奸罪對周作人提起公訴。11月16日，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奪公權十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須生活費外沒收。判決書在認定周作人犯罪事實和判決理由后指出：“被告在各大學執教歷有年所，我國人受其熏陶者不知凡幾;又有相當學識，過去著作不少，我國人對其景慕者亦不知凡幾。居領導民眾之地位，負最高學府教育之重任，宜如何抱大無畏之精神，堅持到底，保全名節，以扶民族之正氣。乃竟意志薄弱，一經遇刺，即變節附逆，觍顏事敵，只圖個人偷生茍安，不顧國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負刑事上之責任。”

周作人在受審和親筆所具的自白書中，對歷任本兼各偽職皆供承不諱，但對法官的起訴和法院的判決很不服氣，除一再上書法院為自己辯解，希望法院“賜明鑒，宣布無罪”外，還搜集有利于他的證據，以達到免刑或減刑的目的。

周作人在法庭上和辯訴狀中為自己的辯解說，自己在偽職期間因違抗敵寇政策，險遭敵憲兵隊逮捕;雖在偽組織服務，但自始至終潔身自好，跡無貪污，行無惡據，亦無反抗本國之圖謀，合于蔣介石對偽職人員“只問行為，不問職守”的“明訓”;自己在偽職期間的所作所為，要么有利于抗戰，要么是不得已而為之。故不承認有漢奸罪。

此間，有北大校長胡適、蔣夢麟等一批名人替周作人說話，或證明他是奉前北大蔣校長之命共同留平，保管校產的;或說明他在偽職期間保全了北大等校的圖書儀器，使北大文化機關各種設備有增無減;說他曾發表論文論中國的中心思想問題，是有利于中華民族的言論，以至被日本一個軍國主義文人斥為“特殊之文學敵人”、“反動老作家”;或稱他曾營救和掩護過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及教育工作人員許多人，等等。

周作人在高等法院判決后，向最高法院遞呈申請狀，表示“并未負原判決所謂‘抱大無畏之精神，堅持到底，保全名節，以扶民族之正氣’之深期厚望。雖任偽職，并無罪行，既非通謀敵國，亦未反抗本國，在法律上自不應負漢奸罪責。即退一萬步言，原判對所舉有利抗戰之事實，即予采信，適用減刑之規定，而對于六十三歲投老殘年之被告，減處徒刑十四年，似與無期徒刑無可差異，量刑未免過重，畫餅豈能充饑”，故對法院判決實難甘服。

最高法院受理了周作人漢奸案，認定周作人應負漢奸罪責自無疑義。法庭對周作人為自己辯解的種種理由一一進行了反駁，調查證明，周作人在偽職任內聘用日本人為教授，改編我國教科書，推行奴化教育等均有充分表現，有言論、有行動可證。而對于周作人所著之《中國的思想問題》，雖難證明為貢獻敵人統治我國之意見，亦系代表在敵人壓迫下偽政府所發之呼聲，自不因日本文學報國會代表片岡鐵兵之反對，而解免其通敵叛國的罪責。法庭認為原審以被告在偽職期內保存校產、圖書及營救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經多方證明屬實，已作了減輕判處，與《處理漢奸條例》有關規定相當，并無不合。

只是被告雖意志薄弱，變節附逆，但其所擔任之偽職偏重于文化方面，究無重大惡行。所以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對周作人漢奸一案進行了復判，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一直到1949年1月才被保釋出來，回到北平。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給他改造自新的機會。他一直住在北京八道灣老家，譯書著文為生。1967年5月7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