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靖康難”把“中原外戰史”提到了史無前例的“窩囊”頂級，始作俑者，就是徽欽二帝。在東京保衛戰時，敵兵尚未壓境，金兵將領宗翰下通牒書，宋欽宗竟及時回信，說“一一聽命”。金兵圍攻東京，宋欽宗下令不得得罪金兵，一霹靂炮手發炮后竟被梟首處死。東京保衛戰本來是有持久戰機會的。但是，賤骨頭父子先行露怯，頻頻告饒求和，大漲了草原狼信心，一半嚇唬，一半武力，以震懾之態，對東京城探囊取物。

徽欽二帝，北宋這對著名的“亡國皇帝父子”，在國內從來不失“九五之尊”風度，而一到了敵營，沒等人逼迫他們，雙膝就自動彎曲下來，口稱“罪臣”，主動向敵將下跪……歷史在哀嘆這段國恥的同時，卻忽略了這樣一個深層問題——如此窩囊的父子皇帝，為什么在大宋國內，卻無“篡位”之虞？尤其是宋徽宗趙佶，這個書畫家皇帝，顯然不是個合格的政治家，但竟高居皇位25年之久。皇帝的寶座猶如粘在屁股上一般，憑什么如此“牢靠”、“穩定”？

世人均贊北宋政治“寬柔”，不殺“因言獲罪”的知識分子，但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北宋是皇權最集中的朝代之一，在皇帝“專權”方面，比之后來廢掉丞相的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宋朝的建制，由中央到地方，完全實行“一元體制”的“垂直管理”。皇帝不僅直管軍隊，而且直接參與地方司法工作，委吏處理地方獄訟;這一整套“垂直管理”使決策權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由于宋朝皇帝的權力“什么都管”，北宋百姓丟口豬都要找圣上解決查辦。

這是一段正史記載——宋太宗時，有“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牡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值。”一位首都居民通過敲登聞鼓的方式，向皇帝控訴自己的家奴弄丟了一頭母豬，宋太宗于是下令賜給他千錢作為補償。丟豬直接向皇帝報案，這可能是中國百姓“告御狀的最高境界”。事無巨細，連丟母豬的事情都捅到皇帝這里來，皇帝不煩嗎？大宋的皇帝就喜歡這樣，不僅不煩反而覺得這是“皇帝應該做的”。宋太宗為此，還說過一句“感動中國”的話：“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

宋太宗的意思是說，這樣的事情也找我這個皇帝來解決似乎很可笑，但是，如此一來，讓天下百姓都知曉這樣的直接訴訟的渠道，就不會有不可解決的冤情郁結于民間了。這話聽起來很動人，但是卻掩蓋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皇上什么都管了，臣子們手中沒有一點實權，他們還能干什么呢？“垂直管理”愈發決定了國家的前途皆由皇帝的素質所決定，好皇帝，或許也可能有好大臣，譬如北宋前期，太祖、太宗、仁宗、真宗、神宗手下，也產生了趙普、寇準、王安石等著名賢相，但若皇帝昏庸，大臣就不可能再生優良品種，大臣教皇帝學好的“緩沖的空間”蕩然不存，因為大臣沒有任何對皇帝反震懾的權力空間。在昏君登場后，北宋政壇的官員們只剩下一件事可做：拍馬屁。這是在皇權高度集中的宋廷，官員們唯一可以想象的“發展空間”。

看看宋徽宗身邊的“權臣”，從蔡京到高俅，再到童貫，不是文化流氓，就是市井混混，再不就是身心殘缺的廢人。他們與其說是國家的股肱之臣，不如說是皇帝的玩伴和馬仔，這等小人謀到國家大臣的位子已是做夢都想不到，哪里還有更大的“野心”，追求“九五之尊”呢？宋徽宗在任25年，任命了12名宰相，從曾布到王黼，其中無一人堪稱賢相，悉數“文化流氓”之嘴臉。他們的最高理想是做個被主子“提拔”的奴才，這樣的紅人，最終只能擁有一個奴才的宿命。如蔡京，主子一換就失勢，那么大的“太師”竟斗不過乳臭未干的小兒宋欽宗。

宋欽宗與宋徽宗的無能，對內對外都是一樣的，但是他們的膽量還是內外有別的，對外他們懦弱無能，但對內，他們無能卻不懦弱。即便是宋欽宗這個兒皇帝，即位之后還大膽殺威，首先拿無用的蔡京開刀祭旗。宋欽宗不顧太上皇宋徽宗的反對，貶蔡京，發配嶺南。在蔡京發配的一路之上，沿途商家百姓不賣給蔡京一粒糧，一滴油，一根菜。昔日皇帝第一紅人，活活餓死在發配路上。

蔡京是宋徽宗的第一寵臣，但皇帝兒子動一小手指，就要了他的老命，可見，宋朝的寵臣處在什么位置。他們充其量是皇帝的寵物，所謂“權臣”的概念是有名無實的。他們除了陪主子玩些“雅渾”的游戲，還有就是在主子面前的“吹拉彈唱”的表演。“日與陛下游從嬉戲”，跟戲子般哄皇帝開心，博得皇帝歡心。當時武將中，宗澤李剛雖然德高望重，但在宋朝兵制樞密院文職管軍的格局里，宗澤和李剛在軍中只是“臨時代辦”的角色，他們一者深受儒家洗禮不愿反，二則想反也難以令“三軍”一呼百應。就像后來的岳飛之難一樣。朱仙鎮大捷，是四路軍合圍取得的，韓世忠、劉崎、張俊各領一路，岳家軍只是其中之一，小朝廷皇帝一下旨，四路軍撤走了三路，只剩岳飛孤軍。如果四路軍全受岳飛節制，局面未必會像后來“半途而廢”那個樣子。但是，打死宋朝皇帝，他們也不會給一個將領這種權力。

所以，武將半廢，文臣弄臣化，即成為宋廷常態。宋朝大臣在皇帝面前太低賤了，這些“票友黨”、“粉絲團”，有時連主子也為他們臉紅，正如宋徽宗所云：“今士大夫方寡廉鮮恥。”其實，這幫馬屁精當然有自身的道德修養問題，但皇權集中的“一元體制”和“一垂到底”的管理，才是最烈的催化劑。在一群群賤人的簇擁下，宋徽宗自然沒有“被篡位”之憂，不難設想，如果沒有外敵入侵，宋徽宗的皇位還可以繼續做下去，直到壽終正寢，兒子順利交接班也沒多大問題。

然而，此消彼長，國內能容，國外卻容不下去。來自草原的外敵找到他的頭上，不擔心“內亂”的宋朝皇帝，最擔心最怕的就是“夷狄的騷擾”——那才是宋朝皇帝的克星。不受“垂直管理'”的夷狄，根本不慣宋朝皇帝的無能而只會利用其無能征服之。不值錢的東西往往也不中用、不堪一擊，沒有競爭對手亦不表明沒有外來的天敵。賤骨頭大臣，賤骨頭皇帝，一是對內，另一個是對外——漸次成為中國歷史“內憂外患”的總表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