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吳興人。為蔣介石拜把之兄，將蔣介石引薦于孫中山。因反對袁世凱，于1916年5月18日遇刺身亡。陳其美墓碑系孫中山手書。

辛亥百年，談相關史事者漸夥。但有些看似細微實則具備洞穿歷史幽微價值的問題卻未引起足夠重視。比如：在國民黨組建之前，孫中山先后領導同盟會、創建中華革命黨，追隨者甚眾。在這些追隨者中，誰最為孫中山所欣賞？

應該是民初榮任滬軍都督、“二次革命”失敗后被袁世凱遣人刺殺于滬上的陳其美。這個答案或許出乎很多人意料，但卻有孫中山本人的言辭為證。陳死后，孫許之為“吾黨惟一柱石”，親自為他撰寫祭文，在和唐紹儀聯名發表要求給陳國葬的呼吁書中更說陳“勛烈媲于黃君(黃興)，而死義之烈過之”。這足以說明，陳其美是孫中山心目中最重要的黨內干部。

孫中山何以獨賞陳其美？或因陳氏死難之慘的刺激，更重要更根本者，緣于陳氏在黨內分歧中對孫的竭力擁戴。但今日局外觀史，如何評價陳其美卻并不是件輕松的事情。

陳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吳興(今湖州人)。在“辛亥元勛”中，陳其美算是大器晚成，1906年在他30歲時始在日本加入同盟會，且初時并未受重視，同盟會成立后的初期軍事活動中，其均未參與。查《孫中山年譜長編》，在那一時期也看不到這個精悍的湖州男子的身影，足以證明那時的陳其美還無法進入決意推翻滿清政府的同盟會的決策層。陳其美人生的轉折在于同盟會革命策略的適時調整，由于孫中山力主的在華南地區首先舉事的計劃屢遭挫折，1911年7月，宋教仁、譚人鳳等人在上海設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主張以長江流域為中心，在中國的中部發動革命，而反對繼續在邊疆搞武裝起義。在此之前于1908年受命自日本回國經營滬上的陳其美，出任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庶務。武昌首義，袁世凱的北洋勁旅兵臨武漢三鎮，陳其美等人決定“上海先動，蘇杭應之，以救武漢之危”，他聯絡光復會上海支部、商團、會黨及部分防軍，在上海樹起獨立大旗，并一舉榮登滬軍都督的寶座，成為民初政壇上雄據一方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滬軍都督之位的爭奪中，陳其美的一些做法頗讓人詬病。后人記載于此雖多歧異，但大致是說他對打下制造局并救了其本人的商團首領李平書和光復會領袖李燮和采用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今人對此也無需過于糾纏，因為這畢竟牽涉到同盟會和其他各種團體、勢力的利權之爭，而一涉利權，許多記載和說辭便很難分辨真偽了。

相形之下，作為首任滬督的陳其美在任內究竟干了些什么也許更值得關注。可惜目前關于陳其美的著述于此均大而化之語焉不詳，國民黨方面一味歌頌的著作不論，大陸學者所著的《陳其美傳》中說：這位堪稱上海史上的“首任市長”在“擔任都督期間，同清廷封建統治和各種反動勢力進行了艱苦的斗爭”，舉其大端，除募捐籌集軍餉、加強軍隊訓練外，還采取了許多如告示剪辮、嚴禁鴉片、禁止賭博、禁用毒刑等一些“破除舊俗陋習的措施”，作者稱贊這些都“有力地觸動了封建專制秕政”。對一個不想把歷史放進玻璃罩而是準備去觸摸、感受的人來說，細節的缺失無法忍受，而且如果把陳其美和敵手抗爭、發布新政文告等都算成了不得的事功，那么哪一位軍政長官又沒有類似成績？

要論“細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收有當時人寫給陳其美的一封信，說陳氏“中秋節以后，已連取小星(即小妾)四人;進出必坐極華美極昂貴之汽車;府中上下人等，凡是稍優之缺，悉數以湖州人充之，一若都督府變成湖州同鄉會也。”同書還載有幾位辛亥老人的回憶，同時提到陳其美“好嫖”。不知何故，稱贊陳都督政績者對這些明顯不利自己觀點的說法大多不予理睬，是認為不值一辯，還是認為陳都督和所謂反動勢力抗爭的“大節”才更為重要？其實，對一個當年在陳都督治下的上海人來說，他們的“市長”和誰英勇抗爭遠非其關心的內容，然而如果這個“市長”好冶游、一意任用私人，那簡直就等于天塌下來了。

一位曾服務于中國銀行的人則回憶說：“滬軍都督陳其美隨向中行索取軍費，宋經理以不合手續，予以拒絕。旋被車送都督拘扣。事聞于司法總長伍廷芳，認為都督府非法拘捕，違反民主國法治精神，提出抗議。伍致陳函，曾編入《民國經世文編》，傳誦一時。”查《伍廷芳集》，他與此相關的致陳氏函還不止此一封，如《為妄事捕逮咨陳都督文》，《與陳都督論清查與捕獲之權限》，《為妄事捕逮再致陳都督書》。另外一些當年的疑案，隨著檔案史料的更多披露也越來越清晰了，如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夏瑞芳遭暗殺，斯時不了了之，而在晚近出版的《張元濟年譜》中已經明確指出夏氏招禍“乃因先前出于維護商界利益，曾聯合諸商抵制滬軍督陳英士駐兵閘北，陳嫉恨之，嗾使人暗殺”。

陳其美在滬軍都督任上干過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即指使蔣介石暗殺當時出任浙江都督呼聲最高的陶成章，此乃舉世皆知的公案，不必細表。相對而言，在陶案之前，陳其美于都督府大堂之上槍殺曾參與南京光復之役的江浙聯軍司令部參謀長陶駿保的事件要動靜小一點，其實兩案相較，后者性質要嚴重得多，因為前者陳氏用暗殺，雖手段卑劣，還自知為人神共憤，所以既要安排小兄弟潛逃，同時還要裝模作樣地“嚴飭緝兇”，而后者則是未經任何法律手續便公然了斷一個高級軍官的性命。什么是“和尚打傘”，于茲概見矣。

眾所皆知，評價歷史人物，把握不定者唯在于如何區分其“大節”和“小節”、“主流”和“支流”。唯因其難，也才有了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套評價歷史人物的辯證法。辯證法一度無往而不利，卻未必能盡解人們心中之糾結，因為歷史固然是死的，但回望歷史的過程中絕對無法避免主體的情感。以陳其美而論，其大節和主流一望即知，推翻清政府出力甚多，反袁世凱也最為堅決，而在既定話語體系里，清政府和袁世凱又是“反動”、“腐朽”的代名詞，陳其美之身后享其高名也就毫不奇怪了。至于這種“大節”、“主流”之外的其他林林總總，似乎只需輕描淡寫地夾帶一句“當然他也有其局限性，也犯了一些錯誤”就已綽綽有余。問題在于，今日閑坐書齋的論史者固然不妨這般從容，當年生活于現場、受大人物“細節”和“支流”嚴重影響的人們是否也能如此淡定？難道他們的生死歌哭就全然沒有價值，都是可以被歷史忽略的嗎？

當年司法總長伍廷芳為陳其美濫用威權、非法拘押民眾致書抗議說，剛被推翻的清廷的官吏們尚且不敢如此無法無天，請都督愛惜民國名譽。此語當時可謂擲地有聲，今日也殊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