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將軍是國民黨政壇上一位獨樹一幟的人物，他在國民黨內長期身居高位擔任過多個要職，但一直信守不對共產黨放一槍一彈的承諾，毛澤東稱贊其“專做好事，做了許多好事”。張治中是三民主義的真誠擁護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顏直諫的人。他曾多次以口頭或書面意見的形式，對蔣介石作逆耳之言。但盡管如此，直到1949年，蔣對他一直是厚愛有加。新中國成立后，他又先后四次向毛澤東直諫，成為唯一敢對毛澤東與蔣介石均多次直諫的人物。

在和蔣相處的25年中，張治中對國民黨內“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祿位之保持，不圖事業之推展”的現象深惡痛絕，曾多次就政治、軍事、經濟等各種問題，當面向蔣提出意見，甚至發生爭論，可謂蔣氏諍臣。張治中還多次上書蔣介石，陳述意見，其中有三次長達萬言。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張治中就“皖南事變”的影響，向蔣介石上萬言書，痛陳對中共問題處理的失當，力主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鑒于蔣介石積極準備發動內戰，張治中自新疆給蔣介石再次上萬言書，主張用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反對重新挑起內戰。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戰爭戰略決戰前夕，張治中已看到蔣家王朝必然失敗，但出于對蔣的忠心，明知其不可為，仍然作最后的進言，又一次向蔣呈上了一封《對當前國是之檢討與建議》的萬言書。

在《對當前國是之檢討與建議》的萬言書中，張治中不惜冒丟烏紗帽甚至丟頭顱的風險，對國民黨執政以來的各項保守政策予以嚴厲批評，并將之歸咎于“領袖"本身的領導失當、獨斷專行，指出若干年來“總裁”對國民對干部所發表的文告與訓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說教，絕少關于具體之現實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蔣“為世界各國領袖中脾氣最壞之一人”等語。

蔣介石在大陸執掌政權期間，大權獨攬，小權亦很看重。蔣介石兼職范圍之廣，令人瞠目結舌。最高峰時蔣介石身兼27個要職！除陸海空三軍統帥職務他始終牢牢抓住、非己莫屬外，中央農民銀行理事長他要兼，新生活運動委員會董事長他要兼，連童子軍總司令他也要兼……對此，蔣麾下文武幾乎均熟視無睹，甚至有些趨炎附勢者，竟拍手叫好。劉繼興研究中發現：惟有一人，堅決反對蔣介石兼職過多，此人就是張治中。

抗戰初期，張治中改任蔣的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他想方設法促使蔣減少兼職，以提高工作效率。張治中到任未幾，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纘緒因諸多劣跡遭地方實力派驅逐而下臺，蔣介石乘機要自己填補真空，張聯合多人表示異議，力陳兼職之弊。蔣不聽，并大言不慚地表示：“沒有人能任。”張笑道：“您手下不乏將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沒人？”蔣固執己見，但到成都(省政府所在地)兩次，就領教了地方勢力的手段，他們一致排外，很難對付，蔣介石遂辭去四川省主席兼職，交其重要謀士張群繼任。

滇緬公路打通后，需要在國民政府軍委會下設置交通運輸管制局來管理，在組設機構的簽呈上請示局長人選時，蔣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張治中則認為，最高統帥兼交通運輸管制局局長太不成體統，遂簽署意見：“請以參謀總長何應欽兼任。”張治中對何直言：“您如不愿兼，委員長就要自兼，這不成體制，請您勉為其難，為領袖分勞分憂。”何應欽無言以對，被迫答允。這樣，蔣介石總算又少了一個兼職。

1949年4月，張治中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國共產黨代表談判，雙方議定了《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此協定遭國民黨政府拒絕后，張治中棄暗投明，毅然留在北平，并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同年9月，應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