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愛惜人才，是武則天執政的一大特色。光宅元年(684年)徐敬業據揚州(今江蘇揚州)起兵反抗武則天，到處散發駱賓王撰寫的《為徐敬業討伐武氏檄》，用極其惡毒的語言誣蔑、攻擊武則天，武則天看后因感嘆其文采飛揚，贊揚駱賓王“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認為這是“宰相之過”。清朝詩人丘逢甲在《題駱賓王集》詩中，贊嘆武則天的表現：“鳳閣鸞臺宰相忙，此才意令落蠻荒。若將文字論知己，惟有當時武媚娘。”

又例如，有一次武則天駕臨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賞賜他一件錦袍。不一會宋之問詩成，則天看其文采意境更好，便“奪虬錦袍以賞之。”這段“奪袍以賜”的佳話，不僅表現出武則天有過人的詩文鑒賞力，更可以看出武則天愛惜人才之甚。

那么，國家需要的人才哪里去尋，如何使用？為此，武則天在她輔政、執政的45年(660～705)，特別是獨掌政權的21年(684～705)間，形成了一套選拔人才、使用人才的機制。

武則天是盛唐文明的開拓者

武則天用人，主要是通過完善、發展科舉制度來培養和選拔人才。此前的科舉制度分常舉與制舉兩種：常舉是經常舉行的考試選官制度，主要有進士、明經、明法、明書、明算、秀才等科目;制舉是皇帝臨時特詔的科舉考試，不常進行。武則天不僅增加了常舉的難度、制舉的次數，而且于載初元年(690年)2月14日在神都洛陽創立了殿試。又于長安二年(702年)春正月，在重返長安大明宮期間“初設武舉”。從此，在應試的群體中，除云集大批舞文弄墨的飽學之士，還涌動著許多舞槍弄箭的驍勇將材，足見武則天時期科舉制度的蓬勃發展。這里僅以各朝進士及第者的增多為例。高祖朝56人，太宗朝205人，高宗朝(大部分時間武則天輔政)555人，則天朝464人。高宗、則天朝總共錄取進士1019人。賀知章、張九齡、張說等，就是這個時期金榜題名的。這些人才都參與了盛唐文明的創造，因此，可以說武則天是盛唐文明的開拓者。

武則天在用武力平定徐敬業叛亂，用酷吏打擊政敵的同時，還利用法律治理國家，用正直法官抑制酷吏。隋唐法律的全稱為律、令、格、式，至唐高宗時法律已基本完備，這就是唐高宗命長孫無忌等人撰成的《唐律疏議》，并于永徽四年(653年)頒行全國。至武則天臨朝稱制時，唐律及其疏議已施行了30余年。

因此，她認為律令，特別是格式有增刪的必要。于是在垂拱年間(685～688)，武則天頒行了垂拱格式，而對律令本身只改了24條，她本人親自作序，與律令等一道頒下。這不僅解決了唐律及其律疏在施行過程中的一些疑難問題，而且極大地豐富了唐律的內容。其后，雖有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侯思止等酷吏濫用酷刑、踐踏法律，但也有徐有功、杜景儉等敢于秉公執法的好法官出來遏制酷吏的暴行。故時人稱“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徐、杜二人之所以敢于同酷吏斗爭，一是有武則天撐腰，二是有法律為依據。

用過宰相75人，為何最倚重狄仁杰

武則天用人任官，賞善罰惡十分明顯。首先能夠破格用人，甚至鼓勵有才能者自薦為官。她量才授職，進賢才，退不肖亦十分果斷。武則天不僅嚴格監控中樞官吏，而且對下面的官吏要求也很嚴。為統一賞善罰惡的標準，武則天指令北門學士撰成《百僚新誡》;由她出題、北門學士未曾完成的《臣軌》一書，于長壽二年(692年)由她自撰面世，從此賞善罰惡更有了具體的規范，該書的核心內容是要百官“事君以忠”。

武則天還以農業是否發展，作為獎懲地方官的標準。規定所轄州縣境內“田疇墾辟，家有余糧”，官吏則于升獎，如“為政苛濫，戶口流移”，則必加懲處，輕者降薪，重者隨時免官。所以武則天統治時期經濟是發展的，并為后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物質基礎。

武則天器重諫官、監察官、法官等，但最倚重的則是宰相。武周朝共用過宰相75人，其中有姚崇、裴炎、狄仁杰等。而武則天最倚重的宰相，當屬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高宗時他先后任大理丞、侍御史及地方官多年，政績卓著。武則天獨掌政權后，擢拔狄仁杰為冬官侍郎。垂拱四年(688年)六月，時吳、楚之地多淫祠，仁杰奏毀1700余所，這對于移風易俗、減輕百姓負擔，產生了很大影響。不久，武則天命狄仁杰為文昌左丞。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晉升為宰相。圣歷元年(698年)，武則天經狄仁杰等人的多次勸說，終于打消立侄武承嗣為太子的念頭，派人去湖北迎回廬陵王李顯，復立為太子。從此大唐皇朝后繼有人。

用酷吏打擊政敵，為何又加快諫殺酷吏

武則天在《臣軌》中要大臣敢于“匡君之惡”，揭露她的過失。這是她說漂亮話騙人嗎？不是。武則天在用人上的最大過失，是重用酷吏，株連無辜，制造了許多冤假錯案。應該說，她為建立和鞏固武周政權，在一段時間內利用酷吏打擊政敵是必要的，只是她的抑制機制不力，正直法官的權力太小，因而造成的冤案過多。然而，當她認為武周政權已經鞏固，便開始采納大臣的建議誅殺酷吏，平反冤假錯案。

天授二年正月，武則天命來俊臣審訊酷吏周興，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請君入甕”故事，結果將酷吏周興流放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又將另一著名酷吏索元禮“殺之以慰人望”。長壽元年(692年)六月，諫官朱敬則上書建議掃除酷吏，使天下人心大快。武則天稱善，“賜帛三百段”。于是加快了誅殺酷吏的速度。神功元年(697年)六月，殺酷吏來俊臣。至此，武則天利用酷吏打擊政敵已成為歷史。

難能可貴的是，當時武則天已深感制造出許多冤假錯案，自己應負主要責任，因此，自長壽元年至神龍元年(705年)正月退位前，她下達減獄、洗冤之制(制即詔書，因避武瞾名諱故稱制)共達8次之多;并且在久視元年(700年)七月，她派道士胡超在嵩山極峰投放了一枚除罪金簡，上面刻寫著“大周國主武瞾，好樂真道，長生神仙，謹詣中岳嵩高山門，投金簡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瞾罪名。”1982年5月21日，金簡被一牧羊農民發現，后經專家鑒定其為國家一級珍貴文物，現藏河南博物院。

綜觀上述武則天的用人機制，有得有失，其功效還是主要的。因此，唐中期的宰相陸贄贊揚武則天善于用人，賞罰分明，說“深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也認為，武則天“挾刑賞之柄以駕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竟為之用。”這些評語是符合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