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言論史中，很少有像邵飄萍這樣的報人在離世多年，仍然被后人爭論不已。

在搜求和閱讀有光邵飄萍資料的過程中，發(fā)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后輩報人或者學人對他評價極高，而同時代的報人卻多有批評甚至不無詆毀。為何對同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前人和后人會有如此大的分裂和反差？時隔八十多年，在沒有新史料得以發(fā)掘的前提下，要想徹底廓清邵飄萍身上的迷霧幾乎不可能。然而，這并不妨礙我們依據已經掌握的史料，來討論邵飄萍留給后世新聞人各種啟示。而這也是邵飄萍留給后人的精神遺產。

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往往離不開他的最后死亡方式，邵飄萍即是如此。回望1926年的中國報界大事，當離不開邵飄萍、林白水二人的慘死，他們被奉系軍閥先后槍斃，地點同在北京天橋，時間相距不過百日，所以當時有一副嵌入二人名字的對聯廣為流傳，“一樣飄萍身世，千秋白水文章” 。然而，歷史頗為吊詭的是，對二人的評價出奇的相同，褒者認為二人以身殉報，為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而獻身;貶者則謂二人死于金錢，在人格和報格上太有缺漏。對于林白水之死，將另撰一文予以闡述，本文只討論邵飄萍一人。

一、 被質疑的私生活

邵飄萍(1886—1926)，名振青，浙江金華人。十八歲畢業(yè)于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大學畢業(yè)后即開始報業(yè)生涯。1918年接連創(chuàng)辦了“北京新聞編譯社”、《京報》。他在采訪編輯、經營管理、新聞學的研究和教育諸多領域均有卓越表現，是民國初年新聞界不可多得的全才。在政治上，他很早就從事反袁斗爭，積極支持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晚年強烈同情工農革命，終因“赤化”罪名被奉張殺害。60年后的1986年被中共中央組織部認定為“秘密黨員”(或稱“特別黨員”)。這樣履歷和身份，稱得上死得重于泰山。但是，翻閱與他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不論是政見相同還是相左者，都不無微詞。

在今日的互聯網上，不難找到邵飄萍的近影照片，即使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邵飄萍也可算上俊美男子。在民國時代，邵飄萍既是一個社會名流，也是一個時尚達人。最起碼在我有限的民國史閱讀中，我只知道他是一個噴灑香水的男人。老報人高拜石在他的憶舊文章里提供了這樣一個細節(jié)，“有一天，香廠的東方飯店，有個小小飯局，大家正在談笑，飄萍來了，酒過數巡，飄萍又匆匆辭去，香風過去，馥郁襲人。”邵飄萍抽的香煙更是特別，煙草來自美洲上材，印有 “邵振青制”四個字，珍貴的很。對客之時，客人都舍不得當場抽掉，而他“且吸且談，豪情絕世”。他出門之時乘坐華麗的洋車，兩邊各裝三盞十分漂亮的燈，一看就知道是他的專車，后來換為馬車，再換小汽車，他是民國時代記者擁有私家車的第一人。也正因為他是一個講究儀表、出入豪奢的漂亮人物，所以時人給他取一諢名——“報界金童”。

在同時代人的回憶里，無論是惋惜他的人還是鄙視他的人，對他的生活豪奢有著比較一致的記錄。被他批評的章士釗說他“服飾踰侈，驚其輩流”;他的朋友也是名報人的胡政之則說他“醉心虛榮”。這些回憶在今天看或有時間生疏感，那么在2008年他的后人捐贈給金華市的文物中，就有邵飄萍生前用過的瑞士懷表、象牙煙嘴，這兩樣器物在今天也是價值不菲的名貴之物。

從事記者行業(yè)的人需要長于社交，善于周旋各方人物，注重儀表氣度自是其中應有之意，然而，在金錢的來路上若經不起考問，則無異于自毀形象。而邵飄萍恰恰是在金錢來源上被人詆毀詬病。胡政之在悼念文章《哀飄萍》里寫道：“要其人行止不檢，醉心虛榮，學養(yǎng)不純，定識缺乏，以過人之聰明，居萬惡之社會，操危險之職業(yè)，營逾分之生活，罹危致死，不外乎此。”雖是批評，卻也含蓄。章士釗的批評則稍顯嚴厲，他說“(邵)頗以言揚抑人，而言皆有值，恩怨井井，銖兩都稱。”所謂“言皆有值”，說敞亮點就是搞“有償新聞”。

二、如何借報紙生財

邵飄萍是如何搞“有償新聞”，借報紙生財的。民國時代素有“大炮”之稱的龔德柏給后人提供了有名有姓的具體事例。盡管邵飄萍的女婿郭根先生曾寫過反駁文章，對邵飄萍的大節(jié)之處多有辯護，但對諸多事例卻默置不辯。

在《愚人愚話》一書里，龔德柏說：“他的作風先罵，得了錢后即百八十度轉變，而大大恭維”。用今天行話說就是先進行輿論監(jiān)督，然后索要封口費。例如1924年中蘇兩國復交談判，顧維鈞任外交部長，王正廷為談判代表。談判多次后簽訂草約，報告顧維鈞。然而顧不同意，令王再行交涉，結果陷入僵局。邵飄萍一開始站在王正廷這邊，撰文大罵顧維鈞。顧維鈞挨罵不過，即給邵三千元，并增加外交部對《京報》的津貼。次日《京報》社論大捧顧維鈞痛罵王正廷。所以龔德柏說：“二十四小時內，如此一百八十度轉變態(tài)度，這只是銀元在說話而已。”

敲政府的竹杠，盡管動機不純，但還可以說有一點“監(jiān)督政府”的影子，最不濟也可說是“狗咬狗”之類。然而利用媒體公器，拿社會丑聞敲詐一般民眾，則不可原諒。“大概是十四年的事。當時外交部一科員夏某，其妾與其子通奸，子娶婦，妾禁子與妻同宿。妻回娘家訴于其母，母乃打至夏家，遂成社會新聞。本已無再談之必要了，但邵作一章回小說回目，使人送夏閱讀，然后再與夏談判。結局夏給邵五百元了事。”

上到政府要員，下到普通百姓，都是邵飄萍的敲詐對象，所以高拜石說他：“要取則細大不捐，錙銖必盡，其 ‘交際’和‘活動’的高明，為此道中人之最。”龔德柏則強烈質疑：“這種人配談言論自由嗎？”

就言論自由的要義而言，在于表達的自由;就法意的界定而言，不在于言說者的動機和對錯。動機論與陰謀論一樣，人言人殊，不足深談。而言說的對錯當以言說糾正之。從這點來說，邵飄萍固然行止有虧，但龔德柏說他不配談言論自由，則屬于知識分子的道德潔癖使然，有攻擊過當之嫌。但若說邵飄萍濫用言論自由，應是允當之論。

遺憾的是，邵飄萍已經長眠不醒，他的金石之言“必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并沒有在他身后得以落實，依然飄渺如過眼煙云。而龔大炮痛批的金錢主義，則落地有聲，于今日所見，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