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是一個剛強威猛，頗有點自高自大的人物，既有勇于任事、不畏艱難的優點，也有桀驁不馴、任性而行的缺點。

在蜀漢立國之前和建國之初，上有劉備這個雄主統馭，左右有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云等大將并立，魏延還不可能目中無人，他的缺點較多地受到控制，而他的優點則較好地得到發揮，在無數次的拼殺鏖戰中建立了累累功勛。隨著劉、關、張、馬、黃、趙等人相繼謝世，諸葛亮獨力支撐蜀漢大局，魏延成了開國元勛中碩果僅存的大將，地位越來越高，資格越來越老。這時，他那剛而自矜、目中無人的毛病就表現得越來越突出了。他以西漢王朝的開國元勛韓信自許，一心要自領一軍，與諸葛亮分道而出，建立吞強魏、復漢業的蓋世奇功。而且，他也確實提出過直出褒中，奇襲長安的妙計。但是，諸葛亮沒有采納他的妙計，對他分兵的要求也總是“制而不許”。這就使他常常感到不那么得志，對諸葛亮頗有牢騷，甚至認為諸葛亮過于膽小，“嘆恨己才用之不盡”。只是由于對諸葛亮心存畏懼，他還不得不有所顧忌。另一方面，同僚們對他處處讓三分，惟獨楊儀卻偏偏不買他的帳，老是同他爭長論短，這當然要引起他的不快，久而久之，雙方竟“有如水火”。“每至并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三國志·蜀書·費祎傳》）因此，當諸葛亮病逝，由楊儀統兵撤退，要他斷后時，他再也按捺不住不滿的情緒，竟然失去了理智，忘記了大敵當前，三軍新失統帥，亟需加強團結，穩定軍心，卻非要同楊儀見個高低。不管魏延可以舉出多少理由，這種先小忿而忘大局的行為顯然是十分錯誤的，當然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盡管他一向“善養士卒”，到了這個時候，卻是“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魏延傳》）魏延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帶著兒子逃跑，終于丟了老命。半世威名，毀于一旦，鑄成了千載悲劇。

魏延死后七年，即后主延熙四年（241），蜀人楊戲著《季漢輔臣贊》，給魏延下了這樣幾句評語：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

折沖外御，鎮保國境。

不協不和，忘節言亂，

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這段贊語，肯定了魏延“折沖外御，鎮保國境”的功勞，嘆惜他不能善始善終，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協不和”的性格。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所以，人們有理由說魏延并未背叛蜀漢，但也同樣有理由說他的悲劇是咎由自取。

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古人則一直認為魏延“腦后有反骨”，后人則多因此詬病諸葛亮用人過于挑剔。其實兩者皆非，仔細分析魏延一生的所作所為，其成敗主要還是與其自身為人處事的性格弱點有著直接關系。

一是不善于與主帥溝通、以開誠布公取得理解和支持，牢騷滿腹，口出怨言，不平之氣溢于言表，缺乏組織紀律觀念。魏延與諸葛丞相在軍事戰略上有分歧，但他不是主動與諸葛亮溝通，推心置腹地闡述自己戰略方案的理由和優勢，用道理說服領導，謀求諒解與和好，或是保留意見，服從大局，等待機會，讓時間來證明自己的正確性，而是無原則地濫發牢騷、背后嘲笑和不負責任地詆毀，難怪會招致諸葛亮對其動機和人品的猜疑。

二是不善于處理與同僚之間的關系和維護內部團結，孤高自傲、爭強好勝、妄自尊大，缺少團隊精神。魏延和陳式二人因不聽諸葛號令大敗而回時，孔明曰：“是誰失陷了軍來？”延曰：“陳式不聽號令，潛入谷口，以此大敗。”式曰：“此事魏延教我行來。”二人互相抱怨、互相指責，沒有一點勇擔責任的精神，往日的情誼無影無蹤。有功相爭、有過相推，哪里還有同僚之誼，怎能不讓人對其人品產生質疑？又怎能獲得大家的擁護和信任？所以盡管魏延在戰場上叱咤風云、所向披摩，在蜀國、在軍中卻很難找到志同道合之人。

三是不善于維護自己的形象，說話不注意分寸、做事不講究策略，患得患失、諉過飾非、剛愎自用，難以在群眾中樹立威信。“自功高，常有布平之心，口出怨言”(董允語)

四是不能忍辱負重，顧全大局，恣意妄為，私心太重，終致眾叛親離、留下千古遺恨。諸葛亮死后，蜀國上下本應精誠團結、同舟共濟，而魏延卻因對諸葛臨死安排楊儀統軍不滿，公然違抗遺命，導致丞相尸骨未寒，蜀國內部先起內訌。

魏延的所作所為令諸葛亮對其人品產生了疑慮，擔心自己身后無人能夠約束，況魏延與同僚間的不和諧關系、眾人對魏延為人的不滿更使他深知魏延不得人心，怎會輕易將大權交與這樣一位責任心不強、恃才傲物、率性任為、口無遮攔、不能容人的人。所以，魏延悲劇的深層次原因是他自私狹隘、隨性妄為的性格，正是他親手扼殺了自己超群的才干和能力。不能只要求環境適合自己，自己也要主動適應環境。否則，魏延似的悲劇還會在今天一遍遍重演。

不過，我們還應該看到，對于魏延善始而不能善終的悲劇，身為統帥的諸葛亮也是有一定責任的。

首先，諸葛亮對魏延的使用確實不像劉備那么放得開手。劉備在世時，雖然手下良將眾多，卻一直把魏延視為特達卓異之才，委以方面之任，讓他長期鎮守漢中，屏障益州，可謂用之不疑。而諸葛亮呢，盡管北伐時良將寥寥，可與魏延頡頏者幾乎沒有，但他對魏延總是不那么放心，既不認真考慮魏延的重要建議，也不愿讓魏延分兵而進。這種頗有保留的用人態度，自然要使心高氣傲的魏延感到不快，不能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可悲的是，諸葛亮與魏延并無私怨，他的忠誠勤謹、光明磊落、嚴于律己、賞罰公平，都是舉世公認的；他也比較注意選賢任能，培養了一些人才。但是，可能正是由于他律己甚嚴吧，他在衡量和使用人才時，不知不覺地比較偏愛那些穩重溫馴、謹言慎行的人；而對那種頗有才干而鋒芒畢露的人，對那種優點突出缺點也明顯的人，對那種好提意見時有牢騷的人，總是不那么喜歡，往往不能充分發揮他們各自的長處，對魏延就是如此。對于最高統帥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片面性，也是諸葛亮不及劉備之處。

其次，在處理魏延與楊儀的矛盾問題上，諸葛亮雖然“深惜儀之才干，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三國志·蜀書·楊儀傳》），卻一直未能采取妥善措施，眼看著二人由日常意氣之爭發展到尖銳對立，“有如水火”的地步。盡管他在主觀上“不忍有所偏廢”，但由于魏延常在前鋒迎敵，而楊儀一直在身邊辦事，對二人倚重的程度實際上還是有所不同。特別是在他臨終之時，如果把魏、楊二人叫到一起，曉之以大義，托之以后事，二人的矛盾即使不能渙然冰釋，至少也可以暫時緩和一下。遺憾的是，諸葛亮僅僅把楊儀、費祎、姜維等人找來安排后事，卻把魏延排除在外，只是留給他一個“斷后”的命令。既然魏延身為第一號大將，這樣做顯然是不大妥當的。魏、楊矛盾的激化，不能不說與此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