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的文人死于迫害的有之，死于自殺的有之，死于政治斗爭的有之，死于意外事故的有之，英年早逝的有之，壽終正寢的有之，但死于“梅毒”這種風流病的，明朝末年的大才子屠隆卻是第一個。可以說，屠隆風流出格，放縱自我，肉欲橫流，與桃花柳杏廝混，性生活過于糜爛，以致染上“梅毒”，最后不治，首開中國文人性病死亡記錄。

明朝是個出才子的年代，大凡才子難免都要風流些。如李卓吾經常出入于孀婦臥室，大白天公然挾妓同浴；袁宏道認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樂外，還有攜妓冶游；錢牧齋與柳如是，侯方域與李香君，冒辟疆與董小宛這種文人與妓女之間的情愛，在當時皆被傳為佳話；就連抗清英雄陳子龍在家境不太富裕的情況下，也先后將三個風塵女子納為愛妾。同他們相比，屠隆無論是在創作天賦上、文壇名氣上還是在家境優越度上，都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所以他的風流程度相當出格。

屠隆，（1543—1605），字長卿，浙江鄞縣人，萬歷五年進士，官至禮部主事、郎中。在中國文學史上，屠長卿是以劇作家面目出現的。《明史》記載他“生有異才”，為人豪放，縱情詩酒，專門愛結交天下名士，名列“中興五子”。他堅持“針線連絡，血脈貫通”的戲曲創作主張，他的“詩有天造之極，文友瑰奇橫逸”，他的《曇花記》、《修文記》、《采毫記》都曾“大行于世”，叫座京城，其知名度和影響力甚至超過了湯顯祖。

屠長卿的風流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在創作形式上，他專愛寫男子棄官求道，最終與美妻愛妾修成正果的傳奇愛情故事，尤其是他在與一位候爵夫人有了曖昧關系以后，便開始進一步描寫一些淫蕩男女私情的作品，以至幾百多年以來一直受到爭議；其二，在個人生活上，他不但喜歡搞“同性戀”，而且還廣“蓄聲妓”，整日和妓女廝混在一塊，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雜坐，絕纓滅燭之語，喧傳都下”。從湯顯祖寫給他的“長卿曾誤宋東鄰”，以及“豈有妖姬解春姿，豈有狡童解詠詩”的詩句中，不難想像出他在性生活方面的極端放縱。

長期沉溺于男歡女愛，整日縱情于聲色之樂，在給屠長卿帶來創作靈感的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沉重的打擊。萬歷十二年，時任禮部主事的屠長卿，因為在張居正的大喪期間招惹風塵女子，有失朝庭官員顏面，而被神宗皇帝親自下詔削籍回家。削官后的屠長卿，在以后的日子里，思想更加放任自流，行為更加放蕩不檢。他以超出一般人輕佻之舉，整日出沒于煙花柳巷之中，游戲于風塵女子之間。在當時那種沒有任何衛生理念，沒有絲毫防范措施的年代里，屠長卿在把感情寄托到妓女身上的同時，妓女也就把“梅毒螺旋體”轉移到了他的身上。

屠長卿死的前一年，湯顯祖把題為《長卿苦情寄之瘍，筋骨段壞，號痛不可忍。教令闔舍念觀世音稍定，戲寄十絕》的一組七絕，寄給了時在病中的屠長卿。所謂“情寄之瘍”，即為當時“梅毒”的雅稱，舊時稱這種性病為“楊梅大瘡”。在現代醫學中，“梅毒”學名為“由蒼白密螺旋體引起的系統疾病”，如果到了發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醫療條件下，也許還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無策，由他劇烈疼痛，共劑失調，從面部器官壞死糜爛起，一直到耗盡這盞燈油為止。這位死于性病的風流才子，其出格的風流水平，你說，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嗎？

明朝中后期，是一個淫風甚熾的罪惡年代，是一個“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淫亂時期。從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從文人墨客到販夫走卒，從商鋪里的藥石秘方到地攤上的春宮畫冊，從高門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華地段上的妓院滿布，再加上商人性消費的蓬勃興起，與文人自命風流的推波助瀾，一場全民參與的明末淫風，已經滲透到各個階層，各個領域。據反映明末社會風氣的《五雜俎》記載：“今之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為樂戶，聽使令而已。……又有不隸于官，家居而賣奸者，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生存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性本來就風流的屠長卿，能不會更加出格的風流嗎？只要有賣淫為生的娼妓，只要有進行性交易的行業和場合，性病傳染，必定要成為社會公害。頻繁更換性伙伴，極易造成深層次的交叉感染，在沒有任何性病防御措施的年代里，屠長卿死在“梅毒”這種風流病上，是遲早的事情。“戲寄十絕”中的這個“戲”字，可以看出屠長卿患上“楊梅大瘡”，極像是一件值得稱贊的風流韻事；從詩中略存調侃之意看，最起碼在屠長卿的好友湯顯祖看來，性病在當時社會如同感冒發燒流鼻涕一樣，是一種極其普通的常見病。然而，屠長卿不但病得不輕，而且極其兇險，一年后屠長卿終于在苦楚與骯臟的惡疾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