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二年(1852)，曾國藩在湖南舉辦湘軍，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其后在鎮壓太平軍過程中，兩人更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兩人為了各自的名利而交惡，乃至絕交。曾國藩與左宗棠交惡是確有其事，還是兩人表演給清政府看的一出雙簧……

曾國藩與左宗棠兩人同為湖南同鄉，自咸豐二年(1852)，曾國藩丁母憂在湖南原籍舉辦湘軍，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當時左宗棠為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因公務書信往來不絕，交情日厚。曾國藩后來因率領湘軍鎮壓太平軍，地位顯赫，督兩江，領四省。曾國藩素來知人善任，網羅人才，由他推薦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數，一時出現了天下提鎮無不出于曾帥的傳言。左宗棠雖未進士及第，但憑著自己的才干，此時已名滿天下。曾國藩軍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這樣的人才，左宗棠在咸豐十年(1860)被曾國藩聘為幕僚。

此時清朝與太平軍的戰爭處于膠著狀態，正當用人之際，由于曾國藩的極力推薦，左宗棠被清朝任命為四品京堂候補、襄辦曾國藩軍務的頭銜，隨后被曾國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這年6月，清政府有意調左宗棠前往四川督辦軍務，曾國藩認為左宗棠可以獨當一面，現在突然要調走左宗棠，無異于斷其臂膀，于是曾國藩婉言謝絕了清廷的諭旨，從中可見曾國藩對左宗棠多么器重。隨著安慶的克復，湘軍為完成對天京的包圍，進一步牽制天京外圍的太平軍，曾國藩決定對浙江出兵，那么選誰為統兵將領呢？曾國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國藩認為，左宗棠平時用兵取勢甚遠，審機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沒人才。曾國藩不但把駐扎在贛浙邊界的湘軍統歸左宗棠節制，而且給了他向皇帝的專奏權和征收厘金權。從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對浙用兵中充分顯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共稱“曾左李”。

此時曾國藩對左宗棠的信任已是無以復加。往來書信中處處對左宗棠以兄相稱，而自謙為弟曾國藩對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國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但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兩人之間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曾國藩與左宗棠之間有矛盾是自然的。“左宗棠負非常之才氣，出自幕府，不二載而封疆圻，驕縱一世。自太平天國之后，即與曾氏交惡。”當時曾國藩的幕僚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后，彼此不通書問……”可見，曾國藩與左宗棠交惡確有其事，那么他們為什么會交惡？學術界卻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左宗棠個性剛直果斷，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惡如仇。雖然才華橫溢，然而多次進京趕考卻未及第，且始終特別敏感，稍被人怠慢或過分謙讓，都可引起激烈的反應，而且言詞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國藩在給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謙讓，用了“右仰”這樣的客套話，左宗棠很是不快，說道：“他寫了‘右仰’，難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話后來傳到曾國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時曾左二人雖然關系上有裂痕，但還只表現在個性差異上。真正關系破裂還在天京城被攻克，兩人就洪秀全的繼承者幼主洪天貴福是否已死的問題，向朝廷打起了筆墨官司。

天京攻陷后，曾國藩向朝廷奏報克復金陵，所有悍賊被一網打盡，并特別指出，城破后，偽幼主積薪于宮中，舉火自焚。這就凸現了曾國藩對太平軍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稱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出，偽幼主洪天貴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被太平軍將領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偽幼主名號，召集太平軍余眾。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報后，對曾國藩大為不滿。曾國藩平生自認為以誠信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則無異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國藩上折反駁左宗棠，稱洪天貴福可能已死，而黃文金為糾合太平軍余眾偽稱尚存，這是古來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虛張聲勢，不過是邀功請賞。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書為自己辯解，對曾國藩言詞激烈，口誅筆伐。至此，曾左二人的關系已不可挽回，十幾年的交情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諸東流。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歷史上曾國藩左宗棠不和是一種假象，它是在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由曾國藩，左宗棠合力制造的，為保全漢地主利益，緩和滿漢矛盾的計謀。它使得曾國藩左宗棠等湘軍將領有了善終，迷惑了滿清貴族，為以后漢人逐步掌握清中央實權打下了基礎。堅持這一說法的學者指出，清朝是由滿人建立起來的，最高統治者是滿洲貴族。清軍入關之后，一方面他們需要籠絡漢族地主階級為其統治服務;另一方面也對漢官僚、士大夫、地主始終抱有極大的戒心，害怕他們會擠垮自己的統治。從清軍入關到太平天國起義前，中央的軍機大臣、內閣學士、六部尚書等雖然規定滿、漢各半，但實權完全操在滿官手中，漢官多是副職，形同虛設。而在鎮壓太平軍問題上同樣如此，把滿族官僚率領的嫡系部隊集中在天京附近，建立江南、江北大營。其如意算盤是，只要各省團練在外圍擊潰太平軍主力，江南、江北大營便可就近攻取天京，建立首功，保持清中央的威信。

曾國藩是漢人，掌握著湘軍，清政府當然不會放松對他的戒心。咸豐四年(1854)，曾國藩奉詔率軍出湘，咸豐擔心這支由漢人統帥的水陸俱全、裝備優良、力量雄厚的軍隊將來有尾大不掉之患，“心憂之，特詔貴州提督布克慎自黃州還，赴其水營。詔總督臺涌會其師。”名為協助，實為監視。曾國藩當然明白朝廷的態度，也時刻提防著，盡量消除他們的猜疑。在建湘軍的時候，重用塔齊布;在處理團勇與綠營矛盾時，委曲求全;對于清廷的封賞，有時會推辭，以免出現“功高震主”的現象。

從1860年夏到1864年攻下天京止，湘軍總兵力約有四十多萬，接近過去綠營兵力。湘軍將領中任督撫大員的先后有二三十人，控制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廣東、廣西、陜西、山東、直隸等省，而當時全國只有十八省，出身湘軍系統的督撫就占了十三個，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一個集團而占有如此廣大的地盤，擁有這樣龐大的軍事實力，這不僅在清代是空前的，在古代也是罕見的。再加上清朝是滿人建立的，這種形勢對清統治者極為不利，如強令湘軍裁軍，恐引發湘軍造反，怎么辦？清廷希望從湘軍內部尋找突破口，強令其裁軍還不如分化湘軍，以使他們內部相互牽制。曾國藩很快就洞察了這一切，他一面主動提出裁軍;另一方面，在內部制造失和假象，他選擇了左宗棠，因為左宗棠的性格及其先前與自己確有意見分歧，這一點不至于使清廷產生懷疑。

曾國藩的想法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兩人于是就聯手演繹了一段“失和”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