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河南洛陽福王府邸里，人聲鼎沸，烈焰騰騰。王府中堂廣場上，烘燒著一口從洛陽郊外迎恩寺抬來的“千人鍋”。宏大的鐵鍋內(nèi)，撒滿姜、蔥、蒜、桂皮、花椒以及無數(shù)高湯燉煮用料，奇香撲鼻。

熊熊烈焰中，最駭人心目的是，巨鍋之中，除七、八只剝皮去角的梅花鹿外，還有一個光頭的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里面，他盲人游泳一樣瞎撲騰著，時而竄上水面，時而沉入水底，邊嚎邊叫，好不凄慘。其間，這個連陰毛都被剃光的“豬油糕”樣的大胖人剛剛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體喘息，大鍋四周兩三千圍觀的農(nóng)民軍兵士，立即用長矛戮刺其胳膊，使此人不得不慘叫著放開手，重新在曾經(jīng)輕輕燒開的熱水中“游泳”。

鍋中的巨胖，不是什么寺中和尚，也不是在扮演“絕世武功”，此人乃明朝當今皇上崇禎皇帝的親叔父、明神宗最溺愛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大鍋四周興致勃勃圍觀的人，乃李自成手下的農(nóng)民軍。

他們正在觀賞的“活物”，正是馬上要享用的大餐中的一味主菜——“福祿(鹿)宴”中的“福”菜。一個時辰過后，煮得爛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數(shù)只梅花鹿曾經(jīng)被幾千戰(zhàn)士吃入腹內(nèi)，成為大家的美味晚餐。

河南原本是富有之鄉(xiāng)，但連年災(zāi)禍，加之明廷七藩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貧窮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為盜”。李自成進入河南之始，手下僅有一千左右戰(zhàn)士，勢單力薄，幾個月便開展到數(shù)萬人，農(nóng)民軍一舉攻克宜陽、永寧、偃師、靈寶、寶豐等地，殺明朝宗室萬安王以及各縣官員數(shù)百人。也恰在此時，宋獻策和朱金星這兩個“學問分子”參加了李自成農(nóng)民軍。朱金星是犯法被貶戍的“舉人”，宋獻策是江湖術(shù)士，二人深受重用。

農(nóng)民軍在河南，最大的目的自然是洛陽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寵妃鄭貴妃所生，他差點奪了明光宗當時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與此人及其母親大有關(guān)系。萬歷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愛子為福王，婚費達三十萬金，在洛陽修蓋絢麗的王府，超出普通王制十倍的破費，并一次賜田四萬余頃。就國之后，福王苛捐雜稅，侵漁小民，想方設(shè)法搜刮，壞事做絕。崇禎即位后，因這位福王是帝室尊屬，對他很是禮敬。

這位重達三百斤的肥王爺整天閉閣暢飲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韜光養(yǎng)晦吧。陜西流賊猖熾之時，河南又連年旱蝗大災(zāi)，人民相食，福王漠不關(guān)心，仍舊收斂賦稅，連根本的賑濟樣子也不表示一下。四方征兵隊伍行過洛陽，軍兵士紛繁怒言：“洛陽富于皇宮，神宗耗天下之財以肥福王，卻讓我們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賊手，何其不公！”

當時退養(yǎng)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屢次入王府勸福王，勸他說即便只為本人打算，也應(yīng)該開府庫拿出些錢財援餉濟民。福王與其父明神宗一樣，嗜財如命，不聽。

崇禎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軍以大炮(拋石機)攻洛陽。洛陽城極端鞏固，農(nóng)民軍軍攻了整整一個白晝也沒攻下。黃昏，城內(nèi)有數(shù)百明兵在城墻上縱馬馳呼，城下農(nóng)民軍響應(yīng)。于是，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準備獻城投誠。

總兵王紹禹聞訊，趕忙趕來諭解。嘩變兵士大叫：“賊軍已在城下，王總兵您又能把我們怎樣！”一時間叛兵入手，殺掉守城明軍數(shù)人，不少人因驚墮城。城外農(nóng)民軍見狀，趁亂蟻附攀城，嘩變的明軍伸手引梯，洛陽即時淪陷。

巨胖福王與女眷躲入郊外僻靜的迎恩寺，仍舊想活命。其子朱由崧腳快，縋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權(quán)”。他人逃的了，福王沒有這福份。很快，他就被農(nóng)民軍尋跡捕獲，押回城內(nèi)。福王熊包一個，見了李自成，立即趴在地上，叩頭如搗蒜，把腦袋磕得青紫，哀乞饒命。

李自成也笑，看見堂下跪著哭喊饒命的三百斤肥王爺，他心血來潮，讓手下人把他綁上，剝光洗凈，又從后園弄出幾頭鹿宰了，與福王同在一條巨鍋里共煮，名為“福祿宴”，與將士們共享。

農(nóng)民軍中各行各業(yè)能手應(yīng)有盡有，幾個昔日大廚子出身的兵卒聞言積極，持刀上前，輕刮細剃，先把福王身上毛發(fā)盡數(shù)刮潔凈，然后撥去指甲，又以藥水灌腸排去糞便，里里外外弄潔凈后，送大閘蟹一樣把他放入大鍋中慢燉，笑看他在白湯佐料間上下翻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