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書，發(fā)現“維穩(wěn)”的貓鼠游戲古已有之，譬如乾隆帝就曾有過一次偉大實踐。

1792年，英王喬治三世以給乾隆祝壽為名，派馬戛爾尼勛爵率領近700人的龐大使團，航海近一年，于翌年9月14日在熱河覲見了乾隆。大清君臣滿以為這是“遠夷慕化”，前來歸順效忠，不料這些“野蠻人”在國書中竟敢和天朝比肩，自稱“兄弟和朋友”而不稱“臣”，并且英使也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禮，甚至還有人提出要在中國開辟新貿易港口、租借島嶼、派遣常駐使節(jié)等。乾隆一口拒絕，讓他們盡快回國。

這一年，乾隆已經82歲高齡。這個自詡文治武功超邁古今的“十全老人”，要說一點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技不如人，也不盡然，特別是當看到英船之高大，航行之迅捷，且又是在中國人所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時，他大為吃驚。打發(fā)使團離京后，乾隆連發(fā)諭旨，反復叮囑手下官員要嚴防英國人報復：“今悉英吉利居西洋各國之首”，“較為強悍”，雖貢使眼見“天朝法制森嚴，萬方率服”，然而“不可不留心籌計，預為之防”。

那么，面對這一潛在的“不穩(wěn)定因素”，乾隆提出哪些“預為之防”的對策呢？一是略施恩惠，雖然趕走人家，卻又用親筆書寫“福”字等小恩小惠麻痹其心;二是展示武力，展示森嚴的“法度”(實為繁瑣的禮儀)，借此恫嚇與威懾;三是嚴防死守，嚴禁中國人為夷人服務，違者處死。按說這三條“維穩(wěn)”妙招也算得上是考慮周詳了—第一招“哄”字訣，意在令洋人“不愿報復”;第二招“嚇”字訣，使其“不敢報復”;第三招釜底抽薪，叫洋人“不能得逞”。三招并用，儼然是今日“新加坡反腐術”的遠祖。可實際效果如何呢？

先看第一招“略施恩惠”。馬戛爾尼航行到大運河途中時，乾隆派人送給他一匣奶餅以示懷柔。但根據雷打不動的中國禮儀，英使必須跪接、謝恩，至少須親自到場領受。當時馬戛爾尼正臥病在床，根據陪同官員松筠在奏章中的記載，“奴才雖知其患病，然未可聽其自便”，于是馬戛爾尼不得不“扶病至奴才舟中”，并且“免冠屈膝，喜形于色”，感激涕零。可事實上，馬戛爾尼在當天的日記中憤怒地寫道：“北京朝廷……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幾艘英國戰(zhàn)艦便能消滅帝國的整個海軍？只需用半個夏天，英國戰(zhàn)艦便能摧毀中國沿海的所有船只，使沿海居民可怕地挨餓？”鄭重其事地以一匣奶餅逼人扶病前來，還要人家奴顏婢膝感恩戴德，這種招數，哄哄大清臣民也就罷了，豈能哄得了久經平等自由理念熏陶的英國人？

再看第二招“武力恫嚇”。使團到鎮(zhèn)江時，清軍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歡迎操演(實為示威演習)。可馬戛爾尼卻發(fā)現，清方城墻瀕臨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隊伍的主要裝備還是弓、箭、戟、矛、劍之類已沿用了千年的冷兵器，就像倫敦展示古代戰(zhàn)爭兵器時所見到的那樣。寥寥幾支落后的火槍，也已破爛不堪。因此，英國人非但沒被嚇倒，反而斷定“中國社會已經被卡住無法前進”，“它的繁榮已經結束”，“在這里可以輕而易舉地登陸”。

至于第三招：“封鎖消息、杜絕往來”，更屬掩耳盜鈴。馬戛爾尼本想通過展示最先進的科技來贏得好感，進而順利達到外交目的。為此，他帶來了杰出的學者和作品，如天文學家、物理學家丁維提博士，帶來了英國最新的蒸汽機、棉紡機、織布機，最新的熱氣球、復滑車和天體運行儀，還帶來了衛(wèi)隊，以便表演現代炮兵裝備。這本來是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然而，清廷卻不屑一顧。福康安將軍拒不觀看英國衛(wèi)隊的操練和現代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們“對氣球理論、動物磁氣說、赫歇耳行星等等反應冷淡”，貪婪的太監(jiān)搶走大水晶吊燈時還把派克透鏡打碎了。天文學家痛心疾首：“這些透鏡舉世無雙，現在卻永遠也沒人知道了！”他們憤而宣稱：“除了被一個文明國家征服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能使它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這就是“康乾盛世”在一個“蠻夷”心中留下的印象。

清廷永遠不會明白，倘若既沒有綜合實力作現實后盾，又沒有體制活力作未來倚恃，所謂“維穩(wěn)”絕招，不過是無本之木罷了。英國人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一個“停滯的帝國”，除了戰(zhàn)爭，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讓它睜眼看世界——換句話說，四十幾年后的鴉片戰(zhàn)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王朝雪崩，已在此刻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