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缺乏想像力的皇帝了，從來沒有人圍繞著他而編造過什么香軟情濃的緋聞軼事。但同時，朱元璋恐怕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大膽的皇帝了，沒有誰曾像他那樣，試圖以一己之力，去改造整個社會。

英文的“Utopia”，音譯過來就是“烏托邦”。它本是空想社會主義學者莫爾代表作的書名。莫爾在書里描繪了一個幸福、美好、自足的理想世界。從此“烏托邦”也就成了“理想國”的另一個同義詞。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肯定沒有讀過莫爾的大作。但這并不妨礙他對一個理想國的孜孜追求。與中國歷史上其他皇帝的出身不同，朱元璋從底層爬上來的過程中，吃了太多的苦，見過太多的黑暗面，這或許成了他日后改造社會的強大動力。

極端痛恨貪污

那些流浪的歲月，乞丐的經歷，還有和尚的生涯，應該是朱元璋對原有社會體制充滿了敵意的主要原因。他的父母兄弟在短短一個月之內全部死亡殆盡，那種人世間難以描述的慘痛，恐非常人所能理解。所以，即使事情已經過去了許多年，每每想起父母的慘死，朱元璋仍忍不住想要去尋找出一個兇手。

這個兇手，他在許多次與臣僚們的談話里都提到過。他不止一次地總結元朝滅亡的原因，他不止一次地重復過那兩個字：貪污。

所以，朱元璋頒布了有史以來最為嚴苛的針對貪污的法令。許多年以后，海瑞還在給皇帝的奏章里無限緬懷這些法令，他認為在他那個貪污橫行的世界里，只有恢復太祖皇帝貪污八十貫錢就立即絞死的酷刑，以及恢復對官員們貪污的剝皮實草的酷刑，才能讓這個世界干凈一些。

所謂的剝皮實草，其實是朱元璋為了為了增加對官員們的震懾力度，特意制定的一項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駭人聽聞的酷刑：他下令在各地縣衙前面都設立設置一個土地祠，縣里如果出現貪污的官員，就將他們處死，然后把他們的皮剝下來，掛在土地祠內，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供眾人參觀。也有一種說法，這個塞上稻草的人皮草人，不是掛在土地廟里，而是掛在各縣衙的大堂上面。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作為明朝的開國大將，朱亮祖倚仗自己的功勛，貪贓枉法，肆無忌憚。朱元璋將他處死后，就曾下令將他的皮剝下來做成稻草人，懸掛于鬧市之中。

朱元璋在處理貪官方面是絕不手軟的。他從來不害怕殺貪官殺得太多。好幾件大案，每每牽連上萬官員。有人勸他留點情，不要把天下官員全殺光了，到時候就沒人替他管理國家了。朱元璋毫不為意，回答說：“官還怕沒有人做么？”到最后真的殺得太多、關的太多，許多縣里都沒了官員主事，朱元璋仍然拒不妥協，他下令把那些關押在牢獄里的前縣令們拉出來，繼續發揮“余熱”，到大堂上去處理糾紛。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也就出現了：一個戴著鐐銬的縣令，坐在一具人皮草偶下面，審問著幾個戴著鐐銬的百姓。

朱元璋對待貪官污吏的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嚴厲。最后，他終于創造出一個以往統治者從來都沒有想到過得方法——他下令，普通百姓只要發現了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們綁起來，送到京城治罪。任何人都不許阻攔，否則俺老朱就殺他全家。

對小農情有獨鐘

也許是自己本來就出身小農的緣故，朱元璋的一生，始終都對一個完全由大量小農組成的靜態社會向往不已。

追究這種愛好，除了“階級感情”之外，另一點也不能忽略：小農出身的朱元璋，應該最為了解小農在一個社會當中的脆弱性，他們很難經得起任何社會波動的沖擊。朱家當年就是在這種社會波動中由自耕農而佃農，由佃農而終于幾乎全部餓死的。所以，小農應該是一個社會當中，最厭惡社會波動的群體了。而一個由這種社會波動的厭惡者所組成的社會，它的穩定性自然是極高的。

朱元璋希望自己的朝代能夠留創千秋萬代，自然會對這些波動厭惡者群體情有獨鐘。

所以，在左手打擊貪官污吏的同時，朱元璋右手著力打擊的目標，則是富商和地主。他并不想創造一個均貧富的新世界，但他拒絕在自己的國家里出現大幅度的貧富分化，因為那將意味著大量的小農失去家園，失去厭惡社會波動的特性，而轉變為對社會波動具有狂熱追求的流民，曾經作過很長時間流民的朱元璋，對此實在是再熟悉不過了。

所以，朱元璋成了中國歷史上最仇富、最歧視商人的皇帝。他認為，只有那些實實在在生產糧食和棉花的勞動才是勞動，那些商人們整日游手好閑，從來不生產任何產品，卻過著奢華的生活，顯然，是社會的寄生蟲。商人們成了被朱元璋首先從自己的國度里清除掉的群體。江南巨富沈萬三的傳說，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爐了。

據傳說，朱元璋做皇帝后，沈萬三屢次向朱元璋捐獻資財，甚至出資修筑了從洪武門到西水門的城墻。但結果沈萬三還是被抄了家，并發配云南。沈萬三的許多故事真假難辨，但這些故事所構筑的那個背景——一個仇富的皇帝坐在南京城里，則是完全沒有錯誤的。為了貶抑商人，洪武十四年，朱元璋還特意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當然，朱元璋可能沒有考慮到，前者有權利穿，但卻穿不起，后者沒權利穿，但卻都爛在了箱底。同樣，商人科舉、做官，都受到種種的刁難。

推崇鄉村道德自治

在中國歷史上，朱元璋是第一個對改造自己的人民產生了莫大興趣的皇帝。對上層社會采取嚴厲打擊措施的朱元璋，卻對底層民眾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友善。這可能和他的上下分治的施政方針有關，在上層，他大量采用法家的冰冷的法律以及鐵血解決問題，而對下層，他卻始終試圖以儒家的溫情的道德秩序，來建立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靜態農業社會。

在建國之后不久，朱元璋就推行了以村為單位的里甲制度。這項制度的核心內容，是提倡村民利用心中樸素的儒家道德意識，實現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其實有些類似于村民自治。里長由村民推選德高望重的長者來擔任，然后里長憑借自己的道德榜樣，也就是道德制高點所賦予的權力，來仲裁本地所發生的財產、婚姻、爭斗等糾紛，并負責向村民們及時傳達朝廷的指示精神。

朱元璋在《大誥》里面規定：每個村子都應該定期舉行村民大會，大家集中在一起來討論村務，表揚一下近期行為高尚的村民，號召大家向其學習。德高望重的里長，有責任向村民進行道德訓示，并對那些行為不檢的村民進行斥責和處罰，如果這些人屢教不改，就會以“頑民”的名義向朝廷申請將其充軍。朱元璋后來舉行“全國人民讀《大誥》運動”，就是利用了這一自治渠道，遴選出了一大批“學習《大誥》先進分子”，朱元璋在南京城里親切接見了他們;也揪出了一大批“抵制《大誥》的壞分子”，朱元璋把他們統統流放到了邊遠地區。

內斂的軍隊

朱元璋熟悉小農的靜態本性，所以他始終致力于不讓許多外部因素去迫使小農離開土地，而轉化為流民。打擊貪官和富商都是出于這個目的。

改革軍隊，在某種程度上也有這方面的考慮。因為除了官員和地主，供養軍隊也是小農們的一項重大負擔。如宋朝的軍費開支，就一度占到過國家財政收入的半數以上。軍隊是國家的基石，當然不可能取消，所以，建立一支內斂的的軍隊，自然就成了朱元璋致力追求的一個目標。

所謂內斂，有兩層意思。一是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二是在對外關系上的保守態度。

明朝建立時統計，全國總人口為6050萬，而兵員總數為200萬，平均30個百姓養一個兵，這在百廢待興的明朝，無疑是一個很重的負擔。所以，朱元璋決定全國各軍事要地設立衛所駐軍，實行軍民分籍，實施“衛所制”。所謂“衛所制”，其實就是軍屯，朱元璋希望政府能夠做到以軍養軍，軍費開支不再從財政開支中撥付。他把衛所周圍的土地收歸國有，也就是“官田”，要求各衛所都要從事屯種。具體規定則是：邊疆地區，十分之三的部隊守城，十分之七的部隊屯種;內地則是十分之二守城，十分之八屯種。屯種的士兵每人分給田地50畝，動員軍戶全家共同耕種，配備耕牛、農具，教種植技術，征收租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