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相信大家知道，一代明君，開創了貞觀之治。但是今天小編要說的可不是這個。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為重大的轉折點，它將李世民一舉推上了大唐帝國的權力巔峰，同時也將他推上了一個彪炳千秋的歷史制高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無疑也使他背上了一個沉重的道德包袱——終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擺脫玄武門之變留下的心理陰影。

我們說過，這樣的一種負罪感在某種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贖的力量，成為締造盛世貞觀的潛在動力之一，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道德不安也驅使著李世民把權力之手伸向了他本來不應染指的地方。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個地方歷來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然而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卻非進不可。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為什么想調閱起居注，還用了個聽上去很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動機絕非如此單純！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天子的要求，說：“從沒聽說有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李世民碰了釘子，可他還是不甘心地追問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記嗎？”這句話實際上已經很露骨了，如果換成哪個沒有原則的史官，這時候估計就見風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卻仍舊硬梆梆地說：“臣的職責就是這個，干嘛不記？”而黃門侍郎劉洎則更不客氣，他說：“人君要是犯了錯誤，就算遂良不記，天下人也會記！”

這些猶如一塊巨石壓在李世民的胸口。當然他也是不會善罷甘休的，諸遂良這邊不行哥們，找別人來當突破口。

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觀“當代國史”。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當時的宰相、尚書左仆射房玄齡。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

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

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這次還是那套說辭，可在聽到房玄齡依舊給出那個讓他很不愉快的答復后，他就不再用試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齡下了命令：“卿可撰錄進來。”在這種情況下，房玄齡如果執意不給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無奈，房玄齡只好就范。結果不出人們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關玄武門之變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顯得很不滿意，命房玄齡加以修改，并且對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導性意見”。這段話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眾多著作中廣為征引，同時也被普遍視為李世民篡改史書的確鑿證據。

當然了，純粹從字面上看，李世民說的這段話也沒什么毛病，甚至還頗能體現他作為一代明君的坦蕩襟懷和凜然正氣。因為他告訴房玄齡：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門事件本來就是像“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那樣的義舉，目的是為了“安社稷、利萬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負擔，更不必用“隱語”和“浮詞”來替玄武門事件進行粉飾。最后，李世民要求房玄齡及其史官們：在修改的時候不必有什么忌諱，大可“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那么，今天的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這段話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面歷史、忠于事實的一種可貴品質，還是恰好相反，將其視為有損于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歷史的行為？

很遺憾，在絕大多數后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為后者。

人們傾向于認為，李世民所謂的“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安社稷、利萬民”等語，其實是為玄武門之變定下了一個政治基調，也是為史官們修改史書提供一個欽定的指導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傳》中說：“李世民要史官們把他利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寫成‘安社稷、利萬民’的正當義舉，也就是要把他殺兄奪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齡、許敬宗正是遵照這種要求修改《實錄》的。”

既然皇帝已經給定了框架，史官們當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這樣的人物了，而他的對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貞觀史臣的筆下當然也要處處向“管、蔡”、“叔牙”看齊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襯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萬民”的光輝形象呢？

時至今日，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貞觀史臣在玄武門之變的前前后后確實對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與此同時，李建成和李元吉則遭到貞觀史臣不遺余力的口誅筆伐，被描寫成了徹頭徹尾的昏庸之輩、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獸。對此，司馬光在《通鑒考異》中引述了《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中的相關描寫，今節錄于下。

《高祖實錄》曰：“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游……”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聞于遠邇。今上以為恥，嘗流涕諫之，建成慚而成憾。”

《太宗實錄》曰：“隱太子始則流宕河曲，游逸是好，素無才略，不預經綸，于后統左軍，非眾所附。既升儲兩，坐構猜嫌。太宗雖備禮竭誠，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兇愎，志識庸下，行同禽獸，兼以棄鎮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正因為兩朝實錄對建成和元吉極盡歪曲之能事，所以連一向傾向于李世民的司馬光也不得不在《通鑒考異》中下了一道按語：“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而《劍橋中國隋唐史》也認為：“建成和元吉兩個人在正史上都被說得無甚是處。根據這些史書的記載，元吉酷嗜射獵，在戰陣上反復無常，又是個好色之徒和一個虐待狂；太子建成則冥頑不靈，桀驁難馴，沉湎酒色。這些貶詞至少是傳統史料中這一時期的記載對他們故意歪曲的部分結果。”

趙克堯、許道勛在《唐太宗傳》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書總是把建成與元吉加以丑化，而對世民則盡量粉飾。直至五代，劉昫等編撰《舊唐書》，也持相同的觀點。……所謂‘直書其事’，則未必能做到實事求是。”而牛致功更是在《唐高祖傳》中強調，從唐朝的《實錄》、《國史》到后來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無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惡劣影響。他說：“這幾部史書，是后來人們研究唐代歷史的主要依據。在這幾部史書的影響下，高祖缺乏果斷處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無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幾乎成了婦孺皆知的常識。由此可見，李世民為了文過飾非而歪曲歷史、篡改《實錄》的影響多么深遠。”

綜上所述，貞觀史臣確實曾經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對玄武門之變前前后后的歷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個：一，對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飾；二，對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對有關玄武門事件的許多關鍵性細節加以改動和增刪。

也許，正是由于一些重大的歷史細節被動過手腳，所以像“楊文干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謀”、“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系列事件才會變得云山霧罩、撲朔迷離，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學者的廣泛爭議，甚至屢屢被指斥為杜撰和造假。

李世民改史的行為“腰斬”了中國幾千年來寶貴的“信史”傳統，李世民開了篡改歷史的先河，“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