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漢族，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孫。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與胡林翼并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并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謚號“文正”，后世稱“曾文正”。

曾國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進士，入翰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后攻滅太平天國。

曾國藩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于程朱之學并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于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斗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于隘”、或“病于瑣”、或“偏于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于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于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并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圣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并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圣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十年七遷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終于成功登第，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親拔為第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館考試，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7月，欽命為四川鄉試正考官。8月，補授翰林院侍講。12月，充文淵閣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轉侍讀。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3月，任會試同考官。5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9月，轉左庶子，不久升侍講學士。12月，充日講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淵閣直閣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大考二等，6月，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稽察中書科事務。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授禮部右侍郎。8月，署兵部左侍郎。次年6月，署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間，曾國藩就是這樣堅韌不拔地沿著這條仕途之道，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十年七遷，連躍十級。